李约汉:勇敢者的足迹

来源:作者:未知时间:2012-05-24热度:0

勇敢者的足迹
李约汉

  去年冬天,我和国土资源作协秘书长徐峙去廊坊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作家黄世英先生。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刚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老黄,仍在修改他的电影剧本。接待我们的病房护士脸上写满了无奈:“真没见过黄老师这样的病人。你们是他的朋友,好好劝劝他,先别写啦!”我只能对护士小姐报以苦笑。我岂能不知这已经是老黄第四次住院,并且已经动过了五次手术,血管里已植入八个支架呢!我焉能不知他的心脏早已通知他要充分休息呢!可是,以我与老黄相识并且交往这20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我难以说服这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有一次送老黄离开编辑部时,看到他脸色不大好,我劝他要多注意身体,谁知年近古稀的他竟淡然一笑并轻松地挥挥手:“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吧!”,我记得我当时倐地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楼梯上。他经常这样,在你毫无心理准备之时,不经意间说出一句令你怦然心动的话——别以为那只是句玩笑,他可是在认真地身体力行。
                 
  
                 
  
上世纪80年代,黄世英先生的电影作品就已蜚声中国影坛。“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像许多“粉丝”一样,我也是从观看电影开始知道黄老师的,只是作为职业地质新闻人,我更关注这位出身于地质行业又始终坚持地质题材影视文学创作的作家。
  真正与黄先生交往,是10年后我负责编辑他的一部报告文学《一个地质王国的神话》时,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不仅从事电影文学创作,而且还在搞其他文学门类的创作,比如报告文学创作方面也同样著作颇丰。
  从这部记录了中国江南一个地质队新上任队长勇敢面对新旧观念错综交织激烈碰撞、各种扯不断理还乱矛盾纷繁纠缠,带领千余人的队伍走出“沼泽”开创地勘经济“神话”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一个真正作家的社会良知——直面严酷的现实地质生活、毫不回避地质事业面临生死存亡困境的勇气。毫无疑问,黄世英先生是较早关注转型期中国地质工作阵痛的作家之一,朱训部长审阅后做了重要批示,全文照发。
  而新世纪来临,当中国地质事业尚处破冰之旅的滥觞之际,又是黄先生第一个敏感地发现了这一不寻常的变化,并在《中国国土资源报》上报告了这个“春消息”。
  在内蒙古地矿局,“不少地质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不但买上楼房,还买了小汽车。一些地质工程师开着私家车出野外找矿,成了我国第一代野外地质车族。上个世纪,有一首流传全国的经典打油诗:'远看像个逃难的,近看像个要饭的,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搞勘探的。'现在又流传一首新的打油诗:'远看像个老板,近看像个大款,走下车来一看,原来是个搞勘探的。'21世纪的野外地质车族,改变了中国地矿人的传统形象。”因此,我觉得,黄世英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感动我们,首先是因为其主题的深刻和思想的深邃与敏锐——他始终追寻中国地质事业改革现实与发展前沿,始终将人道主义的关爱之挥洒向普通地质人的喜怒哀乐与生存际遇中。
  当然,其作品中弥漫的艺术气息,同样构成了吸引读者的力量——“莽莽的群山像一群蜡象僵卧在无边无垠的雪野上,仿佛被北国的三九严寒冻僵了。林涛呼啸怪叫着,狼烟雪横扫着大兴安岭腹地,天地间被搅得一片混沌。一辆破旧的212像只甲虫在风雪中蠕动着。”这是黄世英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多像从飞机上拍摄的一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电影“全景”镜头。而紧接着笔锋一转,作家又来了个“近景”特写:“司机身旁坐着一位年近四旬中等身材的关东汉子,体态已略微发胖,黝黑的脸上刻着常年野外生活的痕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超人的精明。此刻,他沉默不语地望着车窗外的风雪,两道浓眉拧得更紧了。”许多时候,作家有意无意将电影剧作的写作技巧引入报告文学写作,使作品更加跳荡、简约,也更加生动、传神。
  黄世英作品表现的几乎都是主流文学意识形态,高扬的主旋律直入云天,萦回着一股“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迈、昂扬格调与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力量,其间伴随着永不停息的真善美生活之溪在流淌。他的作品视野开阔,雄浑大气,常常将壮美的自然景观、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地质探矿生活有机揉为一体,有力地衬托着他所塑造出的英气勃勃、性格各异的探宝者光辉形象。其笔下的男子汉大都充满阳刚之气,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质人情怀、地质人韵味。
                 
  
                 

  人们常以“著作等身”来形容那些多产作家。在地质作家群中,能够享此殊誉的人,恐非黄先生莫属——迄今,他已写出7部话剧、14部电影、上百集电视剧,并出版了10多部作品专集。
  黄先生并非大学文学系或者戏剧专业“科班”出身,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从地质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长白山系的茫茫群山中找矿。这位物探工程师曾编写过20余份物探报告与设计,他撰写的吉林省老牛沟铁矿区低缓磁异常的论文发表3年后,那里就钻出了几十米厚的铁矿层,为此他还荣立了吉林省建国30周年地质找矿二等功。与众不同的是,这位长白山中的“草根”,地质找矿之余,一直不离不弃地坚守着他的文学之梦,而且在25年后一跃成为专业作家。中国地质界因此缺少了一位优秀的物探工程师,但中国文学界却因此拥有了一位著名的剧作家——这,实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一段佳话。
  今年恰逢黄世英先生从事文学创作50年,这半个世纪的正中时间点,恰似一道分水岭,将他前25年业余写作与后25年专业写作生涯,均匀地分为不同的山光水色。而相同的是,山岭两边的文学蹊径上,一路都有芳草萋萋莺歌燕舞,一路都是“红杏枝头春意闹”。
  黄世英的文学基因似乎在中学时代就已显露无遗,否则,他的语文老师绝不会挑选他为语文课代表,更不会推选他到校刊《勤工俭学报》做小编辑。当然,他也很为“伯乐”老师争气,硬是靠着一本新华小字典在中学时代通读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并成为同学们公认的“才子”。
  黄世英真正意义上的横空出世是在地校毕业后,1962年他的一首八行小诗《钻塔》犹如“一枝红杏出墙来”——在市《文化宫》小报上刊出了,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的《罗盘》《篝火》《落红赋》《地质队员之歌》等诗歌、散文,也纷纷扬扬地接踵在省、市报刊上争奇斗艳。于是,他每年出野外的行囊中都多了厚厚一摞中外名著,白天与工友们一起上山找矿,晚上在小煤油灯下独自看书、写作。他“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不间断地读了“吉林省函授学院中文系”“中国电影刊授学院”“长影电影刊授学院”“峨眉电影讲习所”“全国工人创作讲习班”等他所能涉猎到的一切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函授课程,他的作品也相继登陆国内各大报刊并开始获奖。他的独幕话剧《搬家》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他创作的大型话剧《踏遍青山》《大江东去》《挺进老虎沟》相继搬上舞台,《大江东去》还荣获吉林省建国30周年汇演优秀剧目奖。“文革”前,他就荣获了吉林省业余创作积极分子称号,并出席了吉林省青年作家与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而就在这次大会期间的一次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催生了他电影文学创作的念头。
  上世纪80年代初,地矿部长孙大光到吉林省地质系统视察时,偶然看到了他的电影剧本处女作《雪山深处》,当即接见了他,并引他到长影拜会著名导演王家乙。不久,又将他保送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深造,毕业后将他调到部里新成立的文学创作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从此,黄世英的创作就始终聚焦在了地质精英身上:当南海首次打出工业油气流时,他创作出电影《男儿要远行》;当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落成,他推出电影《世界屋脊的太阳》;当沙参2井在塔里木盆地打出高产油气流时,他写出电影《胡杨》;当地质部门帮助地方缺水城市找水引水时,他捧出电影《中国人》;当全国矿业秩序整顿如火如荼时,他创作的矿政管理题材的20集电视连续剧《呼啸的山野》也开始在央视热播;他与长达12年的地质大调查携手同行,先后写出《走进格拉丹冬》《无言的雪山》《雅鲁藏布大峡谷》《珠穆朗玛之旅》《内蒙古高原的宝藏》《雪域高原的鹰》等20余篇报告文学,在全国报刊上发表。
                 
  
                 

  我曾有幸数次参加过黄世英的新片首映式。当一次次看到黄先生站在流光溢彩的人民大会堂辉煌舞台上接受雷鸣般掌声与五色鲜花的热烈祝贺时,我无限感慨浮想联翩,此时此刻有谁会想到成功者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呢?
  就说影片《世界屋脊的太阳》的创作吧,尽管黄先生曾在野外搞过技术,当过工人、干部,有足够的25年的地质生活阅历,但他仍然从西藏羊八井地热电站破土,一直到地热电站建成发电,先后6次进藏跟踪采访,在建设工地上与建设者同吃同住,最终将建设世界第一座高原地热发电站的壮举搬上了银幕;电影剧本《罗布泊》的创作过程也同样,为了反映新一轮地质大调查中的重大地质找矿成果,讴歌21世纪“萧继业”式的地质队员和“三光荣”精神,他曾8进新疆、2次闯入“死亡之海”,用5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艺术地再现中国钾盐发现历程的史诗般力作。
  面对称誉自己为“天才”的人,鲁迅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而已。”其实,深谙此道的黄世英先生也如是。一年365天,他几乎都在写作,就连过春节,也只是在除夕夜与全家人一起吃顿大团圆年夜饭、观看央视春节晚会,大年初一他就又走进办公室继续写作了。他家与办公室的直线距离不足百米,为了不影响家人夜间休息,他经常住在办公室里写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我在报纸的一篇人物专访中,看到记者这样描述了黄先生在没有空调年代里的写作“原生态”“:”他忙于赶写一部剧本出了一头痱子,最后削发如僧,推光了那一头极有风度的背头。爬格子不是一种简单、轻松的事情,那些日子他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光头赤背、脚下是一盆凉水,一切都显得非常原始。他令人想到的是一匹双脚冲天的黄牛,在一片生活的沃土上正奋力耕耘,默默开拓……“是的,这个执著的”文学情种“,这个”拼命三郎“,即使为了文学而积劳成疾,仍无怨无悔。他第一次住院,手术18天后,腹部还缠着宽宽的纱布绷带,就走上海上钻井平台体验生活去了;在颈部主动脉狭窄支架术后,他无法容忍那每天五六个小时输液时间的白白流淌,就请护士把针头扎在左手上,右手在一块木板上继续写他未完成的剧作;去年,他的心脏又安装了4个支架,每天要连续挂10多个小时的吊瓶,他硬是要护士把针头扎在脚上,将笔记本放在双腿上、背靠床头,修改即将投拍的彩色宽银幕影片《罗布泊》剧本……
  至此,你对黄世英先生的作品一次次荣膺夏衍电影文学奖、铁人文学奖、国家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以及他自己先后被聘为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全国人文奖评委,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务院分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模称号等如此让人应接不暇的潮水般涌来的荣誉,还惊诧么?
                 
  
                 
  毋庸讳言,许多作家往往只会埋头写字,社会活动于他们常常是一块显而易见的“短板”。而黄世英先生则少有地同时兼具文学创作与文学组织工作能力。
  他出任原地矿部文学创作室主任后,与作家奚青一起创建全国首家行业作协——中国地质作家协会;他创办过大型文学刊物《新生界》和《国土资源文学》;他又向作协主席团倡议设立了全国性的“宝石文学奖”;他还策划创办全国首家行业作家网站——中国国土资源作家网;为了培养中青年业余作者,他又亲自与作家奚青去鲁迅文学院联系开办鲁院地质作家班。
  他积极扶掖地质文学新人,不但陪同他们深入生活,帮助他们修改作品,还将业余作者们的“上乘之作”,主动帮助推荐到国家级大型刊物上发表;对“大部头”作品,积极向电影厂编辑、导演推荐,促成他们的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他亲自带领的几位业余作家采访,创作出好几部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专集;他好施乐助,不仅自己跑到北京电影学院等高等学府去帮助文学青年联系进修事宜,还“负责”帮助人家解决生活困难——为他们找“活”干、当“枪手”,解决学习期间的生活费用。
  黄先生对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从来不求回报,可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却总是念念不忘——譬如对发现他并将他调到部文学创作室的孙大光部长,当听到大光老部长逝世的噩耗,他竟三天三夜未眠,连续写出《长歌当哭》《完美的生命句号》《永远的大光》三篇悼念文章并发表在报刊上。
  热情似火地助人为乐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行动——无论是这位东北汉子的性格使然,还是源于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总之,两者相得益彰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这位地质作家一路前行。
  从东北大山里走出的黄世英先生,非常欣赏大光老部长的那句名言——“地质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他说他从开始地质文学创作那天起,就立志要当这些“勇敢者”的吹鼓手,做中国地质事业的歌者。
  其实,在为“勇敢者”放声歌唱的同时,黄世英先生也在攀登自己文学高峰的道路上深深嵌进了“勇敢”的足迹——一个在长达半个世纪漫漫文学长路上不停顿跋涉且无休止耕耘的人,一个热爱事业胜于自己生命的人,难道不是勇敢者么?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土资源报》编审、《大地文学》杂志主编、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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