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民立命
——评陈廷一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良心》
谢庆立

   一个优秀的作家有他倾心关注的创作主题。近年来，从《皇天后土》、《地球遗书》、《国土九章》到《天地良心》，陈廷一先生创作的系列作品主题愈来愈严肃，愈来愈沉重——直面当代社会面临的危机，思考人们应如何生存与发展。他批判以自然环境、土地资源为代价的GDP，揭示为眼前利益所遮蔽的自然生态的失衡，反思金钱权利追逐中人的道德沉沦与精神迷失。这组作品所提问题尖锐性、所蕴含思想的穿透力，折射出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关注民生的精神。最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良心》是这个系列作品中最具力度的一篇。这部作品集中笔墨，反思当代农民的命运与政治文化生态的互动关系，揭露淹没在政治迷雾中的历史真相，剖析政治文化生态对人生命权的践踏、对人尊严的亵渎、对正常人心灵的扭曲，呈现出作者强烈的历史感和批判意识。作者还以宏大的历史坐标为背景展开叙事，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展现“民族的脊梁”——万里的政治追求、心路历程和精神价值。
   直面苦难反思苦难
   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有太多的苦难。其中，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困难”成了这个民族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这段苦难历史的叙述，陈廷一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生命体验；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成为他写作《天地良心》的基本态度。
   乡村是作者人生的一个始点。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成了他阅读的“第一本书”。1959年，作者才10岁，“当时的大食堂已经不能维持，开始是‘杠子馍，洋火盒，马尿糊涂一小勺’”，人们在私下传递“人吃人”的新闻。他的许多亲人因饥饿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看不见血迹，听不到哭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这最初生命体验让作者有了强烈的社会底层意识，有了直面这段历史的思考，有了为中国农民尊严而呐喊的正义感。基于此，他找到了自己的写作立场，有了反思、质疑这段历史的勇气。正如作者坦言——“此书的原动力，源于那场大饥荒给我留下的永不磨灭的记忆”。
   作者所叙述的苦难，不是一般的平面展现，其目的是为了超越苦难，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作者的写作意向非常明显——淡忘了那一时代苦难的记忆，就等于丧失了纠正政治生态变形的可能，当权者就不可能以健康的政治心态面对未来中国农民的出路。《天地良心》的叙述视点是安徽凤阳县，这里是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一个历史缩影，应该说，这种叙事安排是颇具匠心的。对这个地方社会变革与农民命运的叙述，其时间为跨度为半个多世纪。其中一个主要的叙事焦点集中于“大跃进”时期。多少年来，这段历史的真相和典型的“细节”成了人们淡忘的“糊涂账”。为此，作者进行了实地调查，在史料的断瓦残砾中，作者力图拼合这一时期农民的命运图象。他通过一幅幅凄惨的生活画面，还原“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真相，让人看到这场大饥荒其实源于“人为”，源于人的“妄为”。其实这也是一场荒唐的政治灾难，而并非某些教科书上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
   《天地良心》所展现的苦难触目惊心：一个凤阳县竟然饿死9万多人，该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有的地方人死了没人埋。大量人口死亡，出现了很多孤老和孤儿。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叙述表面上是克制而冷静的，使用的是“让事实说话”的叙事策略。这样的叙事方式其实寄寓着作者的审美情感和审美取向：一方面是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表现出作者悲悯天下的人道主义情怀，反映了他对对中国农民生命权、中国农民尊严和“三农”问题的深切思考。
   作者对苦难的反思不再是物质层面的。他的反思带有批判性，其视角更广，思想更有深度：农民的尊严是如何在强权下被践踏的，一些秉持权杖者的人性是如何被扭曲的，他们的良知是如何丧失的，为什么自上而下的政治舆论集体制造谎言……这样的思索不仅使《天地良心》呈现一种思想的穿透力，也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直面历史、质疑现实的勇气。
   作者所选择的历史片段富有典型性，容易引发人们的思考：乔山大队支书李某与大队长一起，体罚群众，一天活埋四个小孩。殷涧公社一位干部残忍对待两位因饥饿偷山芋吃的小孩，把其中一位打死，把另一位小孩的手指砸掉4个。小溪河大队北夏庄共有240人，竟然有237人遭受克扣口粮、毒打等体罚。这些历史画面，不得不令人思考“非人道”原因到底出自哪里？作者所还原的历史图景已经说明——集权政治加计划经济，执政者背离民心所向，加之没有对公共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做官成为一些人疯狂追逐的目标，导致一批当权者的腐败建立在人民的苦难之上，彻底丧失了做人的良知。面对饥民一批批无声地倒下，一些干部却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腐化堕落。1960年5月，一位副县长下乡检查工作，对群众的死亡不顾，竟然吃肉喝酒。桥山大队书记梅某以办农场为名，强奸妇女多人。面对饿殍遍地的悲惨事实，各级干部一心保全“乌纱”，为了自己的官位，一面“放卫星”，一面极力向上面封锁消息，营造出“形势莺歌燕舞”的假象，形成层层说假话的政治生态。“浮夸风之所以泛滥成灾”，他们“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消灭不同意见”，并形成一种疯狂运作的政治机制。
   长歌当哭。《天地良心》弥漫着一种忧郁氛围，呈现出悲凉慷慨的情感特质。这样的精神气质是与中国文学的传统相通的。《天地良心》的“诗心”渗透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忧患意识，渗透中国现代文学的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感。《天地良心》的创作彰显了思想的尊严，使作者获得了灵魂的高贵。当代文学评论家、山东大学教授吴开晋认为，“《天地良心》应为陈廷一先生已出版的近百部文学作品中的扛鼎之作”。
   还原杰出政治家万里的“真性情”
   时代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支撑需要多方面的文化力量，报告文学创作也是书写历史、诠释历史、培植社会文化资源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要求作家的创作有益于“天道人心”，担负引领人生的社会责任。《天地良心》所体现的创作意向是与传统文学这一精神相呼应的。
   《天地良心》的创作呈现出强烈的道德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源于作者“对万里委员长等一批改革家发自内心的崇敬”。作者在历史的交汇点（上世纪70年代末）展开宏大叙事，通过典型的历史场景和历史细节，还原杰出政治家万里的情感世界和生命境界。
   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的历史创举——“大包干”成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围绕这一历史事件酝酿及其所产生的冲击波，作者打开了那段历史的另一风景——万里心路历程、和政治追求和“为生民立命”的“真性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历代仁人志士的追求。杰出的政治家常常把“为生民立命”当成最现实的政治追求。“为生民立命”，就是关注人民的命运，关注人民如何“安身立命”，这是传统政治家的人文情怀，也是一种道德追求。人民的命运如何，当然需要民众自身的历史自觉与政治努力。但是，在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上，政治家的政治追求和道德努力尤为重要。“情为民所系，心与民所通”，这是杰出政治家的生存逻辑，也是最基本的道德立场。基于此，他们常常力挽狂澜，找准社会变革的转折点，为改善民生把握方向。“空降”安徽，万里告诫人们，“我们共产党员的干部，不少人是在掌声中长大的”。万里与那些“跟风走”的政治家不同，他不怕丢官位，只怕失民心。他撕破“形势一派大好”的谎言，直面现实，敢于实话实说：“从上世纪60年代到今天，农民兄弟就没有吃饱过饭！”他把人民利益、人民的意愿视为生命，无视名利和官位，宣称“只要对人民有利，我不怕丢乌纱”！他有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请全省人民监督我和我的同志们”！他收到装有三颗子弹的信，坦然装入自己的口袋。对要官者送来的礼金和礼品，他把人家的东西留在花园十字中心，使那些人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他看到一群饥饿的孩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倾其囊中所有，资助一个叫王小兵的学生。凤阳私访，他体察农民生活的惨状，触摸到严酷的现实，他无限悲愤与感慨——“要主义还是要吃饭”，“以牺牲人民利益和生命换取的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片历史废墟上，他深刻体会到说假话害死人的政治危害，产生了历史的紧迫感——安徽的农业改革刻不容缓。看到小岗村民冒着坐牢杀头危险所按的“血手印”，万里顶着极左政治的压力，顶风斗浪，自觉站在历史变革的前沿，为中国农民的历史创造打开缺口，迎来清风，开辟全国农村改革的新航道。
   在作者叙述中，安徽凤阳的改革成了万里政治生命历程的一次转折、一次政治追求的新起点。当然这样的转折和起点，也成了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逻辑始点。之后的五次政治交锋中，面对两个凡是，面对无孔不入的极左思潮，万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守自己的良知，其精神世界呈现一种伟大的道义感，呈现担当时代大任的杰出政治家的气魄与胆识。
   《天地良心》中的万里是那个年代感情丰富，个性独特，具有人文情怀和改革意识的政治家。就道德层面而言，万里这一形象内蕴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上世纪70年代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前夜，其政治矛盾是是错综复杂的。作者通过描写不同的政治生活场景，还原了万里万里这一时期最灿烂的生命光华。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政治解冻期，万里对个人的荣辱得失是淡然的。他深爱着这片苦难的土地，他以深广的悲悯情怀、以“忘我”的政治热情，与人民一起推动时代的变革。万里的情感世界牵动着亿万人心，牵动着时代的走向，他活得很个性，很真实，也很悲凉慷慨。他讲真话，露真情，求真理，“为生民立命”，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活得风风火火，激情飞扬，畅快淋漓！万里的形象与个性寄寓着作家的审美情感。正如剧作家沙叶新所说的——
   “虽然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相信眼泪，但我相信。我相信能够真诚流泪的人。我认为，能够大哭大笑的人，能够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人，一般来说不太会欺骗，不太会虚伪。他们仁慈善良……如今一些当官的人，已经冷酷得不会哭了，甚至麻木得也不会笑了。当个科长还会笑，当个处长就开始版起面孔了，级别越高就越不会笑了。连笑都不笑，哭都不哭，你知道这些当领导的心理在想什么，你能信任他们吗？”（《中国猛博》，第325页，2008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天地良心》所展现的万里的“真性情”，所呈现的精神境界，不是在呼唤当代政治生活的人文主义“温情”吗？不是在呼唤一些秉持权利者“真性情”的回归吗？不是在呼唤急需建构健全的政治文化生态吗？
   作者还从万里的生命底蕴入手，简笔勾勒了万里人生理想的追求，探析一个政治家道德理想与道德追求的原动力。早年的心路历程，新时期社会改革中跋涉的足迹，处处显现他身上蕴含的传统人文基因，显现一个现代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与民主意识。万里这一典型形象，凸显了作者潜在的创作意向：通过文学的“教化”，建构当代政治道德情感与精神价值；通过“报告文学”的历史叙事方式，呼唤关注社会底层，关注农民的命运与尊严。这种创作意向虽然是潜在的，但也彰显了“为生民立命”的文学责任。
   直面现实问题质疑“合理存在”
   对于作家而言，“为生民立命”是一种人文情怀，也是一种直面现实，质疑现实某些“合理存在”的勇气，《天地良心》思想的闪光之处正在于此！30年前，以安徽小岗村为始点的农村改革已成为历史。作者从宏观的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审视。
   千余年来，温饱一直是中国焦虑的问题，大跃进时代中国的温饱问题更为突出。30年前的农村改革虽然解决了一些现实危机，但三农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作者实地考察安徽小岗村后，发现那里“还没有彻底脱贫”。如今的安徽小岗村仍中国农村的典型个案——“一年越过温饱，30年没过富裕坎”，地不值钱，种地发不了家，农民愈来愈没有土地情结。
   这是目前中国农村普遍的现实存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作者认为，农民“还不是土地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他们还游离于主体意识之外，受人摆布，受人制约。人民公社虽已寿终正寝，但现存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还保留“公社集体”的烙印。
   在某些方面，现存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也导致一些问题：近年来，有些官员以国家的名义大肆侵占农民土地，成了实际上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了租种土地的“农奴”。在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格局中，作者发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其实是虚置的。土地产权不明晰，这为一些政府低价征地大开方便之门。在一些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耕地保护”成了一句苍白而空洞的口号。土地成了现实中一些干部贪污腐败的温床。
   基于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天地良心》所提出的问题更具前瞻性——“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最大的问题是财产权的归属问题。谁是大地的主人，是农民吗？至今还不能这样说，因为改革还没有到位”。
   为谁创作，为什么创作，这是一个作家面对的严肃问题。就本质而言，“为生民立命”是《天地良心》这部作品主要的创作意向。《天地良心》所呈现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值得那些为了奖赏而服从某种政治指令的作家反省，值得那些为了市场而制造商业奇迹的作家思考，值得那些只写肉体而不写灵魂的作家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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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庆立：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新闻系教授,文学博士后。）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