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民族文化精魂的“关中大儒”——陈忠实论

 

                     张丽军 王大鹏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摘要：陈忠实作为一个具有时代精神标志的大作家。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百态与文学转型中，陈忠实致力于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叙述模式，经历了由“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连”到“从社会文化方面进行论述”再到“深入文化内心”三次文学观念的转变，最终创作出《白鹿原》。《白鹿原》书写的“乡贤”、“大儒”和革命者等独特人物形象，是百年来急剧变迁下中华民族文化精魂的坚守者、探索者和创造者，共同构成了一系列人物谱系，彼此映现，熠熠生辉。陈忠实以“关中大儒”的文化自觉，来寻找民族的文化精魂，展现了百年乡土中国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命运的多舛嬗变，书写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经典。

关键词：陈忠实民族精魂文化心理结构白鹿原

陈忠实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里，从小就浸染在关中乡土文明之中。从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他先后担任过乡村学校的教师、公社干部、区干部、省作协干部。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绚丽多彩的关中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关中悠久浑厚的历史文化、雄浑壮美的山河风景、勤劳朴实的关中人民的情感世界，都为陈忠实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奠定了厚实基础。从1965年1月在《西安晚报》上发表散文《夜过流沙河》开始，他以“关中大儒”的精神姿态，把自己对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的认识、对发生在关中大地上人民的不屈不挠斗争的理解和对文学满含情感的热爱诉诸笔尖。陈忠实创作了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信任》、《猪的喜剧》、《心事重重》、《立身篇》、《尤代表轶事》、《珍珠》，中篇小说《康家小院》、《梆子老太》、《初夏》、《十八岁的哥哥》、《四妹子》、《地窖》等之后，更创作出了《白鹿原》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带给了陈忠实众多的荣誉：《康家小院》获1982年“《小说界》首届优秀作品奖”，《十八岁的哥哥》获1985年“河北《长城》文学奖”等，《白鹿原》更是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巨大的文学成就让陈忠实当之无愧的成为陕军东征的“三架马车”、“五虎将”的主力。

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成就，来源于关中灿烂文明的精神滋养，也在于他始终不渝的文学信仰和对文学的执着坚守。他没有将文学作为赖以谋生的手段。他的文学创作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文学是他的信仰，是融入他生活与生命的存在，是超越生命的，要创作出“死后可以垫棺做枕”不朽经典。因此，他主张文学创作应该从生活体验深入到生命体验，寻找符合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用不同视角的叙述形态来剖析人们的心理嬗变。可贵的是，在继承国民性批判的传统的过程中，陈忠实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种现代性的叙述、探索与反思。这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始终在尝试剥离既有的叙述框架、冷静的分析文学观与历史观的建构。正是通过透视传统文化心理内部的“病因”，陈忠实将批判性的文化审视与现代性的文化反思相结合，去探寻民族文化的精魂所在，终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

一、追随生活和大师的成长脚步

“历史和现实的沉重，亲历的和感受的沉重，都不能不激励作家去向着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深处思考。正是在这样一条严肃文学的征途上，陈忠实心无旁骛。无论多苦多难，他坚忍不拔，一路走来。”[①]中国当代文坛有着百般变化，是冲破既定的革命叙述框架、寻找迷茫中的启蒙再叙述、应对西方文学思想的冲击，还是在传统文化立场上进行现代性反思等等，这都是陈忠实在文学创作之路上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贵的是，陈忠实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借鉴融合了东西方小说家的经典作品的内核，立足于底层的立场，融入关中人独特的“乡土情结”和文化观念，展现出他“忠、孝、仁、义、礼、智、信”等民间文化意识的独特思考与精神信仰。陈忠实一直在坚守着自己，不断的寻找、探索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学创作之路。

早年的成长环境和工作经历为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作为生长在灞河川里的汉子，他像柳青、赵树理、路遥一样沉浸在民间习俗与文化艺术世界中。“关中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英华竞秀，河山壮美。在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关中人民，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且在近代进行过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②]陈忠实记录着关中的文明变革，记录着关中人在这变革中的生活感受和认知。陈忠实热爱着秦腔艺术、喜欢喝西凤酒，有着陕北汉子的朴实。他热爱着陕北的风土人情，赞美陕北的名人，如孙蔚如将军、柳青作家等；他赞美陕北的动物，如朱鹮、鹭鸶等；他赞美陕北的植物，如高原柳树、柿子树等。他生长在这块土地，对农村、农民的命运有着深厚的同情与关怀；对关中世界有着发自内心的认知和崇敬。这种浓厚的关中乡土情节深深地扎根在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之中。正是由于对关中文明的热爱，陈忠实能够灵敏的捕捉到社会转型时期关中大地的变化、关中人民内心的变化。

中篇小说《初夏》描绘了转型时期的农村领导班子的变革。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因为当年扎根奉献农村，主动把调往县里的名额让给了冯安国。在后来的农村变革运动中，冯景藩却开始逐渐的改变想法，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冯马驹能够走出农村，成为公家人。但是对村庄有着深厚感情、决心为村庄服务的冯马驹和冯德宽、牛娃等人却坚持要留下来。冯马驹学习恋人冯彩彩的父亲冯志强，一心一意的为村子办实事，放弃了当司机的机会，毅然留在了乡村，为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奉献自己。

《蓝袍先生》则描绘了乡土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物内心的变化。蓝袍先生，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私塾先生。十八岁的他便当起了同龄人的先生。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威严也在逐渐丧失。建国后他进入速成二班进修，脱掉了蓝袍子，穿上列宁服，变成了自由人，而且获得机会出演恶霸地主黄世仁。这在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之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他内心的冲击是令人震撼的。他认识了田芳，并确定了恋情，所以坚持要和家中妻子离婚，但是遭到恪守君子之道的父亲以死相逼，坚决不同意。他的内心开始挣扎、痛苦。在后来的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同学刘建国变成了顶头上司，妻子主人翁意识与权利意识增强。这一系列的变化让他难以相信，甚至几乎不能适应。在想起父亲送的“慎独”二字后，他便释然了，选择了一辈子“慎独”，退回自我精神空间。生活在祖辈的框架之中，是安稳的。而一时的释放，变成了自由人，却遭遇到了更多问题。蓝袍先生在乡村变革中是迷茫的，不知所措的，但他依然坚守不忘的是作为关中人的那种对于优秀品质的执着。陈忠实一方面记录着文化的变革，另一方面也惋惜关中文明的消逝。在《惹眼的<秦之声>》一文中，他提到“然时至今日，专演秦腔的数家剧院几乎终年冷清，据说许多享誉三秦、有口皆碑的名角也到秦腔茶社里表演去了（秦腔茶社作为一种新的演出形式，可待观察）”。[③]言语中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意，但是“可待观察”的内心仍包含着一丝传承的希望。

跟随文学导师的脚步，吸收西方文学思想，通过学习东西方大师的经典化的文本来探寻文学的真谛，这是陈忠实在纷繁复杂的文学世界依然能够清醒的找寻到自己方向的重要途径。“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也就是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祧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叫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④]对大作家赵树理的崇拜，让陈忠实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文学创作的兴趣更是伴随了陈忠实的一生，即使是在“文革”动乱时期，也没有削减。陈忠实在《创作感受谈》中提到“文学是个迷人的事业。入迷是抛开了一切利害得失的痴情。我迷恋文学几十年，历经九死而未悔”。[⑤]

而对陈忠实的文学创作理念、手法影响最大的作家则是柳青。陈忠实的早期作品中体现出如柳青一般的政治思想性的情节，采用的依然是一种革命叙事模式，如短篇小说《信任》故事的情节叙述。小说描写了在四清运动中，党支部书记罗坤被罗梦田冤枉打倒。但是在平反之后，罗坤却以德报怨。罗坤作为支书一直心系罗村，坚决不允许村里派别的出现，鼓励生产，让大家互相信任，互助合作。小说里的主人公罗坤有着很高的政治觉悟，有着超乎常人的政治道德。这种政治理想化人格，体现出柳青对他小说审美理念的巨大影响。

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初夏》的故事结构和柳青的《创业史》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主人公冯景藩就像梁三老汉，冯马驹就像梁生宝。冯景藩年轻时曾经也是积极地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但是晚年的他却成了一个反对自己儿子热衷农村集体事业的“落后人物”，想方设法让马驹进城当工人。冯马驹则是像梁生宝一样的带有着一定的政治理想色彩的人物，无私的投身于乡村建设；对待自己的恋人冯彩彩也和梁生宝对待徐改霞一样，工作为主，感情为次。陈忠实的作品中延续了柳青的政治视角的运用，将生活、艺术、政治相融合。陈忠实曾经说：“柳青是我最崇拜的作家之一，我受柳青的影响是重大的。在我进行小说创作的初始阶段，许多读者认为我的创作有柳青的味儿，我那时以此为荣耀，因为柳青在当代文学上是一个公认的高峰。”[⑥]

一个好的作家不会只跟在崇拜的对象后面亦步亦趋，那样将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也难以取得更大的成就。陈忠实在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大作家的影响的同时，也通过阅读外国文学来开启新的视野，不断为自己的文学写作注入新的活力。“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顿河草原哥萨克人矫悍的身影(《静静的顿河》)，使人惨不忍睹的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新世界诞生过程中铁与血交织着的壮丽的人生篇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类争取自由幸福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无畏的气概(《牛虻》）……所有这些震撼人心的书籍，使我的眼睛摆脱开家乡灞河川道那条狭窄的天地，了解到在这个小小的黄土高原的夹缝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⑦]。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外国文学经典作家的影子。但是，如何将外国文学的经典化手法与寻找自己的叙述句子相结合，这是陈忠实需要独立探索的。由此，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不断趋于开放，借鉴外国文学去展现现实主义，用不同身份的人，以一种“复调式的结构”来描绘特定社会环境下人性的转变。《两个朋友》中为爱报复吕红的王育才，一直在劝解蒙在鼓里的吕红的丈夫、自己的发小王益民。王育才的报复是无声的，却又是强烈的。这三个人的感情纠葛将社会转型期人物的矛盾冲突及其内心变化展露无遗，道德仁义逐渐让位于自我的决定意识。《蓝袍先生》中通过描写徐慎行、田芳、刘建国三个人眼里的“蓝袍先生”，来展现一个处于时代变革时期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变迁。除此之外，陈忠实对小说的文本叙述进行了创新。《到老白杨树背后去》、《毛茸茸的酸杏儿》、《旅伴》、《回首往事》等短篇小说，都是通过一种闪回式的叙述手法回忆展现历史。

转益多师是吾师。陈忠实正是在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结合关中文化所给予的精神营养，在学习赵树理、柳青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经典的基础上，逐渐领悟到艺术的奥妙，为更艰难、奇险、瑰丽的精神跋涉提供了充足的文化储备和思想资源。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横空出世绝不是偶然的，而正是在这些基础之上，通过众多人物的故事叙述，展现出了中国民间社会的绚丽多彩，其间对于中国乡间民谣、俗语的运用也恰到好处，将多种元素糅合在一起，构成一部多重“复调”的长篇史诗。

二、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通过自我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像海明威一样，在文化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寻找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魂之所在。陈忠实在《也说中国人的情感》一文中提到“在我的整个心理情感世界里，充溢着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尊严的敬重”[⑧]。可以说，通过文学去追寻和发现民族传统上的精魂所在，是陈忠实坚持的文化使命，是他对文学认知的新理念和新追求。他用神圣的文学来探寻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变更，表现人们内心的战栗状态与嬗变过程，尤其是对社会转型期的民族精魂与人性深渊的深刻体悟。在此过程中，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与创作思想也经历了三次形态的转变，由“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连”到“从社会文化方面进行论述”再到“深入文化内心”，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精神与心灵上的剥离，但是他始终坚持的是“为人生”、解剖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学理念。“其独特的文学历程不仅表现了创作主体正派、硬气，坚韧、雄强的生存意志和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剥离’、自我超越的现代意识，而且表现了创作主体与时俱进、自觉‘拿来’、探险历练、综合创新的非凡智慧和才情。”[⑨]

从“文革”中公开发表短篇小说开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篇经典小说《白鹿原》的问世，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他的文学创作理念也愈加成熟。他创作初期的文学作品带有一种文革中极左的叙述色彩，有着浓重的政治倾向性情节。短篇小说《无畏》创作背景是1975年到1976年的“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陈忠实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在“造反”中起家的公社党委书记杜乐，认为全面整顿是一种“反革命逆流”，在农村应该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坚持通过大批判和斗争来促进生产。小说结尾写道“就在那个窑洞玻璃窗下，我们无畏的战士杜乐同志，提着双手胳膊肘搭在桌沿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收听广播，小小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激越人心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回击右倾翻案风！”[⑩]在《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等早期创作的小说中，陈忠实以政治的视角展现符合社会发展的具有崇高人格的人物形象，这种政治化、革命化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陈忠实的创作。不过，很快，陈忠实清醒冷静认识到了这种创作中的问题。为了突破这种创作理念的拘囿，他谈到“关于文学关于创作的理解，也应该完成一个如政治思想界‘拨乱反正’的过程。我能想到的措施就是阅读，明确地偏向翻译作品，与大师和名著直接见面，感受真正的艺术，才可能排解剔除意识里潜在的非文学因素。”[11]在此之后，陈忠实阅读了大量莫泊桑、契诃夫等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正是这种对于经典的阅读，与真正艺术的接触，陈忠实意识到作家要体验生活，从生活中出发，去感受、提炼、总结，从政治中表现人物个性开始转到从社会文化中探索民族精魂。

中国文坛在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寻根文学”，文学创作应该深入到最广阔的生活中去，寻找“民族之根”。但是，陈忠实认为，“民族之根”不可能在没有人民的地方。所以，陈忠实说，“‘寻根文学’的走向是越‘寻’越远，‘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里。……应该到钟楼下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的根。”[12]除了主张作家要体验生活，陈忠实还认为应该在自我的反思中寻求艺术创作的突破。他发现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实现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不难做到，但是却难以深入的是作家的生命体验。他强调“我后来比较看重生命体验，这是我写作到80年代后期自己意识到的。无论是社会生活体验，还是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或者两部分都融合在一块了，同时既是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又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应该更深入一步，从生活体验的层面进入到生命体验的层面。进入生命层面的这种体验，在我看来，它就更带有某种深刻性，也可能更富于哲理层面上的一些东西。”[13]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从精神表层深入到内部心灵，陈忠实就是这样，逐步在一步步的独立而艰难的精神探索中，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找到了寻找着民族之根，以文学的精魂去触摸民族文化之魂。

随着外国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融合，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为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个人作为一个社会中的独立存在，有着独立的心理结构。虽然，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结构差异巨大，但是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却能够影响人们心理结构的形态发展变化。民族的文化发展中可以释放出文化凝聚力，就能够使本民族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趋于相同，有着共同的认知。这尤其体现在社会文化转型期。陈忠实不断进行自觉地精神剥离，提高人文素养，去探索现代人格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心理结构。他“致力探掘并揭示民族“文化一心理”结构，热切期待和呼唤中国社会转型时代新的道德规范、荣耻观念和价值观念，及其滋润下的和谐、文明、合理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秩序”。[14]

在1985年前后，陈忠实将这种文化心理叙述新形态充分用运到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中篇小说《四妹子》中就体现出了陈忠实不再局限于启蒙批判的角度，而是冷静的剖析在社会大环境下人物内心的心理结构形态。四妹子由边缘的陕北嫁到富庶的关中，带有着陕北的野性与自由精神。而她的公公吕老八则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传统规矩。吕老八看不惯四妹子和儿子吕克俭卿卿我我；四妹子偷贩鸡蛋也招致吕老八的强烈不满。这是一种边缘的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碰撞，但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两种文化心理结构极端的对立。四妹子开办养鸡场，为吕家带来了幸福。在四妹子遭到兄嫂算计后，吕老八醒悟了，对四妹子表现出关切和认同。陈忠实肯定了四妹子的个性独立，也没有否定吕老八。他找寻到了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平衡状态。“人格世界里的那些已经固定了的东西，和尚未固定的东西之间所形成的心理结构是有差异的，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就差在这个上头，而不是差在脸上的形状。而且就是同一个人，随着生活的发展，他在一个时段里头，和发展了的生活时段里头，前一个心理平衡点被颠覆了以后会形成新的平衡点，当这个平衡点再被颠覆了的时候，这个颠覆就不是对前一个颠覆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平衡点上颠覆了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15]

短篇小说《害羞》，表现出陈忠实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一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给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将要退休的王老师以买冰棍为副业，想在全民皆商的大潮中赚点钱。却没有想到学生何小毛为了帮他买冰棍，偷偷世故的鼓动大家。一个才三年级的孩子的心理已经这样的世故，让王老师内心胆颤，不仅发问：“其实何止小孩子！难道在我，在你们，在我们学校，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泮里，不是应该保存一点可爱的害羞心理吗？”[16]陈忠实表现文化心理结构的作品还有《山洪》、《石狮子》、《失重》、《轱辘子客》、《舔碗》等等。通过这些作品，“他像审慎的心理医生一样对人物的心理冲突进行深入而精细的解析，揭示出隐含在人物的心理结构中的文化冲突，描绘出一幅幅在现代社会的商品价值观念冲击下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失重和价值倾斜的心理图景”。[17]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忠实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探索，让他经历了一次次的心灵与精神的自我剥离。这种由生活深入生命的体验让他对艺术世界充满了向往，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欲望。

经历了长期的文学创作经验的积淀、生活的丰富积累和心灵一次次“精神剥离”，一部凝聚着陈忠实个人生命体验、独特精神探索和时代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学经典，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寄情白鹿，叩问人生”的民族精魂书写

1990年代初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出版，在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之后，该书在稍作修改后，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描绘关中大地50年风云变迁的传奇史诗，在关中古老的大地上，在触目惊心、交错缠结的时代变动中，描绘着中国乡村和乡村人民涅槃与重生的历史画卷。在谈到《白鹿原》创作的时候，陈忠实说：“我要为自己死的时候找一个枕头，与别人没有关系，完全是出于我对于文学创作的热爱，包括我个人的生命意义、心理满足。”[18]在小说《白鹿原》中，陈忠实刻画了在困顿苦难中仍秉持仁义的族长白嘉轩、家族压抑下心灵扭曲的白孝文、勤劳朴实的仁义长工鹿三、决绝抗争的长工之子黑娃、善于权术阴谋的乡绅鹿子霖、徘徊在压迫与抗争之间的悲剧田小娥等一系列生动人物形象。《白鹿原》以新历史主义创作理念，创作了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遮蔽和被压抑的“乡贤”、“仁义地主”等乡土中国世界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物形象画廊，描绘出了百年来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挣扎、裂变与新生。

乡绅与地主作为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社会阶层，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叙述对象。乡绅与地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不同类型的存在。鲁迅《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所以阿Q在动手舂米之前，还坐在厨房里吸旱烟”[19]。《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一见面是寒暄……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新党”。[20]二十世纪初文学作品中的的地主形象，多是一种封建落后的代表，与劳苦大众存在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事实上，地主“恶霸化”、乡绅“劣绅化”，并非从解放区文学时期开始。而早在晚清，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乡土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就已经受到了极大的侵蚀。尤其是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才、物力、文化等各种资源都开始向城市聚集，乡村乡贤文化逐渐萎缩，向“权绅”、“官绅”和“劣绅”化转变。“打倒土豪劣绅”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农民运动的有力口号。当然，乡村地主的形象在解放区文学中逐渐成为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的代名词并贬义化。《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等，这一类地主都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劳苦大众的仇人。

当代学者高王凌的研究，发现中国北方和南方的租佃关系是有较大差异的。黄仁宇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说，关中除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恶霸”之外，一些自耕农出身的小地主与农民的差别并不大。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族长白嘉轩的形象刻画，则是打破了传统的地主、乡绅形象。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是受人尊敬的一族之长，具有良好的品质，是传统道德规训的代言人和发声筒，是秉承了诗书传家、仁义道德等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在乡土民间世界德高望重的“乡贤”。白嘉轩勤俭持家，靠着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挣下了一份大的家业。对待相邻，他光明磊落、宽厚待人。在交农事件中，“他对他们的苦楚的家人并不表示特别的热情，只是冷冷的重复着同一句话‘我马上到县府去投案，我一定把他们换回来’”[21]；对待自家的长工鹿三情同手足，坦诚交心，“鹿三回到白鹿村，白嘉轩在街门口迎接他，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22]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在历次的运动中，经历了被斗争、丧妻之痛、被撞断腰等苦难，但依然不肯弯下他那内心坚挺的脊梁，那么直那么硬。他凭借着他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屹立在白鹿村中，体现并践行着儒学的规范与精神。他请教朱先生，建立村规民约，以此来更好地发展白鹿村，并不是靠着压迫与剥削。“白嘉轩所代表的是一个应当早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但随着这个阶级的被推翻，他们的不少道德、思想、哲学主张等却显示了确定无疑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其说是属于封建阶级的，不如说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23]

陈忠实对于黑娃、鹿兆鹏、白灵、田小娥等新一代年轻人的描写，也体现着他独特的文学形象塑造方式。不同于前辈，他们是新一代的青年，有着更加明显的自主与自我意识。他们对于传统束缚的冲破是坚定的，他们对于自我的追寻是明确的。黑娃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由着自己的性子，不接受白嘉轩安排的读书机会，远赴外地做长工；带回田小娥被逐出村庄，也仍不低头，宁愿住在破窑洞中；在白鹿原上搅起“风卷雪”，砸毁乡约碑，砸断白嘉轩的腰，拉杆子上山当土匪；后来招安修儒学，依旧是爱憎分明，不愿意与土豪劣绅混在一起。黑娃作为反叛者，力图活出的最本真的自我，但是却走不出欲望和自我的泥淖。

共产党人鹿兆鹏则是作者理想化的反抗状态下建构的现代人格的存在。他接受了五四文化的洗礼，挣脱了与鹿冷氏无爱的婚姻，冲破了封建的家庭束缚，追求新思想的解放，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之中。他由一个乡绅的儿子变身为坚贞的无产阶级战士。陈忠实也将他塑造成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但是也因为人物的理想化描写而略显苍白。同样是共产党员的白灵，和鹿兆鹏相似，执着的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勇于冲破黑暗的牢笼。她一直有着自己明确的主意，走的每一步都是在抗争，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意义：读洋学，挖墙逃跑摆脱父亲安排的婚姻，与鹿兆海私定终身；在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的时候，又为了共产党，断绝了与国民党员鹿兆海的关系。即使在最后内部肃反中被活埋的时候，白灵依然是她自己，依然正气凛然，如盛开的冰山雪莲，闪烁着逼人的英气。

如果说白灵是从白家走出的不服安逸的抗争者，是闪耀着仙光与英气的雪山白莲；田小娥则是从抗争中挣扎求生存的悲惨斗士，是一朵最为艳丽的罂粟花。田小娥寻求着自我的解放，这种源于生命、生存的意志的抗争不仅是一种本能的争取，也是一种有自我解放意识的追求。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是一个敢于释放自己情欲的女人，也是被赋予性描写最多的人物形象。为了更好地表现田小娥，释放天性的性描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性描写在中国文学中的体现都是一种隐晦的描写，在陈忠实的作品中更是少有出现。陈忠实说：“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坚持按原先构想写完作品的主导因素便是这部作品的主旨，这是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不能或缺。另外，就是前述的那些县志上数以千计的贞妇烈女。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其中也仍然有一个性文明的问题。这样，我就获得了撕开写的勇气。”[24]从一开始作为郭举人的养生工具，到与黑娃结合，再后来勾引白孝文以及身陷鹿子霖，田小娥真的是个荡妇麽？不是的。她在某种意义上像白灵一样，也是有着自己的独立主体意识。对黑娃，田小娥不计名利，只求与相爱的人厮守终生，表现着一个真情女子的侠骨柔肠；对狡诈的鹿子霖，她尿了他一脸，发泄着她内心的鄙夷与愤恨。最后被自己的公公鹿三用梭镖刺死，“那一瞬间，小娥猛然回过头来，双手撑在炕边，惊异而又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鹿三瞧见眼前的黑暗里有两束亮的光，那是她的骤然忽闪地眼睛”[25]。田小娥一直没有得到公公鹿三的承认，但是临死之际喊出的“大呀”，证明田小娥一直以鹿三为“大”。她从一开始冲破禁欲到最后被逼纵欲，最终堕落为娼妇，这不是她的本意。她只是想像别人一样过上平凡幸福的生活，可是那个时代、那个空间、那种文化，连这也得不到满足。田小娥，更像是一个真实的女人，其所表现出的力量和冲击感是非常震撼的。这是陈忠实对于国人内心的叩问，也表现出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国人文化心理与人格的精神嬗变，从中可以看见人性的深渊，听到灵魂的呐喊与生命的深切疼痛感。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还刻画了一类“中间人”的形象。这类人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但是陈忠实通过对他们的描写将叙述视野扩展到社会的其他方面，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的棋子。每个人物的出现都是不可或缺的，是白鹿原人物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嘉轩的第七个老婆仙草，一辈子都在顺从。她顺从爹的意愿嫁给白嘉轩，却也有着自己的主意。在新婚之夜为了顺从白嘉轩，毅然“一把一个扯掉了腰带上的六个小棒槌”。她虽然也担心白嘉轩克妻的传言，但还是说出了“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死了也心甘”[26]的话。仙草是白嘉轩的贤内助。可以说如果没有仙草，就没有白嘉轩。她站在白嘉轩后边一辈子，直到被瘟疫夺去了性命。“仙草的沉静令白家主仆二人震惊慑服”。[27]她临死前“摸着他的手歉疚不堪地说‘谁给你跟老三做饭呀’”，[28]唯一的愿望也是“你把马驹跟灵灵叫回来让我看一眼……”[29]。仙草是传统中国女性的代表，温柔、隐忍，也有着终其一生为白嘉轩奉献的执念。另一个人物就是冷先生。他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农民，而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医生。为了营救女婿鹿兆鹏，他与乡约田福贤周旋。“我一辈子还没弄过二回头的事”、“冷先生坐在车厢里淡淡地说：‘我没点数儿。我向来不数钱。这几年攒的钱全端出来了。让田总乡约慢慢儿点去’”[30]他有着自己坚韧的品格和孤傲的气度。为了救女婿，不畏权贵，是金钱如粪土。但是他自己的女儿被鹿兆鹏冷落在家，最后和公公鹿子霖扒灰，疯掉了。他开的却是虎狼之药，没有解救女儿的意愿。一辈子冷冷的，极力的维护着自己的名声。《白鹿原》中的“文化大儒”朱先生，是百年来乡土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地域文化危机做出文化反应和现实应对的独特人物形象，体现了陈忠实对乡土中国文化和关中历史、文明的创造性继承和理想性建构，是超越历史、现实、政治，是指向未来的，对于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白鹿原》书写的这些生动、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是百年来急剧变迁下中华民族文化精魂的坚守者、探索者和创造者，共同构成了一系列人物谱系，互相映衬，彼此映现，熠熠生辉。作为民族文化精魂的书写者，陈忠实通过他们展现百年中国新乡土变迁中的中国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命运的多舛嬗变，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创造了不朽的艺术经典。

四、结语

作为从陕北灞河川里走出来的汉子，陈忠实创作来源于对人生的坎坷经历、关中浑厚文化的深刻理解、中外文学名家经典的启示，来源于他对文学信仰的虔诚信仰与对艺术真谛始终不渝的精神探索，而最终发出了百年来的、乃至是几千年最有力、最沉痛的心灵呐喊，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百年来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刻裂变。

陈忠实正是在历经一次次精神探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叙述方式，自己的故事与人物形象，打通了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个体与民族、时间与空间，在历史和灵魂的多重“精神剥离”与撕裂中，回归本真，肉身成道，化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大儒。对于一位作家而言，一部经典足矣。

在探寻文学真谛和民族文化精魂的道路中，陈忠实将独有的关中生活体验升华为深刻的生命体验、独特的审美艺术想象，通过文学穿透历史时空，去探索人生的命运走向，以现代人的现代性身份去叩问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为我们提供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想象，体现出了一种基于关中历史、现实和文明的文化自觉。陈忠实对民族文化精魂的探索，对百年中国历史的独特思索，对乡土中国人物世界和乡贤文化的重新体悟，为我们打开了认知传统民族文化的新视角，创造了以往文学史中被遮蔽的、被污名化的人物形象，书写了乡土中国独特、多样、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为21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和可能的文化发展路径。

如今，斯人已逝，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与未来的问题，却依然急需解决。而当今世界人们太过浮躁，作家自我认知与探索的能力有某种减弱的趋势。文学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冲击下，渐渐地向利益靠拢，向经济、权势妥协。文学神圣，还存在吗？文学，应如何更好的表现民族文化、表现人生？当代中国作家如何提高文学作品的质量，再创作出像《白鹿原》一样的经典作品？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答。陈忠实以“关中大儒”的文化自觉所开辟的文学之路，进行心灵与精神的剥离，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文化之精魂的不断探索，正是文学的正途所在，是文学的精魂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农民形象审美嬗变研究”（批准号12BZW114）之阶段性成果]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