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快乐，一路好人（序）
郭传义

　　我参加工作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小说，读小学的时候，其实语文课本里就已经有小说了，比如王愿坚的《党费》，还有不记得作者名字的《狗又叫起来了》。老师肯定讲过这些文章的题裁，但根本消化不了。
　　1960年我参加工作当农工，刚到14周岁。我是怎样当上农工的，让我们再把目光移至50年前。
　　三年困难时期——简单的说，就是没有饭吃，别说大米、粗粮，连青菜也难寻找，整天饿得你两眼昏花，大人小孩都是腹中空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千上万的农民百姓离家舍土，出外谋生，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居多。当时江西的情况相比其他省好得多。听大人说，不论来自哪个省的，只要进了江西，江西一律要给他们饭吃。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还开设了粥棚，每日为灾民免费提供赖以活命的米粥（这些都有资料可查）。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江西还大招工，无论垦殖场、工厂、施工工地，都招收工人。轮船码头，火车站、汽车站，都是招工的摊点。
　　九江是招工最多的城市。这是笔者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过的。轮船码头——那时叫大轮码头，招工的桌子多的时候有二三十张，不像现在要投简历、填学历、看证书，那会儿什么都不要，包括户口和证明。只要你是从大轮下来挑着棉被的安徽人江苏人就行。那棉被用被单包着——当时根本没有蛇皮袋——脏得已经发黑了，下船的人基本上都是一脸菜色，灰头土面。他们用迟滞惊慌的眼神走出仓门，看着渴望已久的传说中能解决饥饿的江西。
　　五十年前的九江大轮码头，热闹非凡，上船的下船的等船的人山人海。哪像现在，铁路公路吃掉了水路。前年我特意到码头采风，一片冷清凋零！
　　下船的第一关是不好过的，有点像过“封锁线”。不是查船票，而是有人拦截——被本省派来的人拦截。现在到外面找工作，叫打工，当初叫“外流”或叫“跑外流”。打工是中性的，叫起来或听起来还有几分自豪和时尚，外流可是不好听的，这是当地政府极力反对的。凡是要外流的村民，没有一个敢向村干部乡干部说的，都是悄悄地不声不响地装着走亲戚或夜半三更离开家门。我家的那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几乎都到江西跑过外流。安徽江苏外流人员入赣，只有从九江进入，这是唯一的一条水路。为了在源头控制，有的省还在九江设了卡，如被拦住再让船把你送回原地。那就惨了。因为这路费你就白花了，从安徽的北方到九江路费要八元左右，芜湖到九江的船票就得一元多钱，那时的大米只几分钱一斤，这一元多钱比现在一百元钱还难筹啊！
　　外流有外流的办法。外省的人到江西来拦人，还是有点虚的。拦人的大叫：“你是安徽的吧，拿证明出来！”胆子小的，就被镇住了，就上套了，就听他的摆布了。胆子大一点的，不看你，不理你，挑着脏兮兮的棉被直奔招工的摊位而去。
　　“站住！”挑棉被的一边小跑，一边回答：“俺是来江西做工的，俺又不是坏人。”跑着答着就来到招工摊位面前。在江西的地盘上，在江西招工单位的摊前，外省的来拦人的人还能怎么样呢？只好看着本省的外流人被人家招去。
　　招工的单位不写收入，不写住房，更没有年薪、社保医保之说。所有招工单位只有一项指标：口粮！
　　我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摊位是庐山水泥厂，口粮45斤。
　　第二个摊位是柘林水电站，口粮48斤。
　　48斤，一袋子米啊，所有应招的都是一样，泛绿泛黄甚至泛肿的脸上堆满了憔悴，但无神的眼神却充满了活力。我的眼里何止是有了活力，简直都发绿了。四十多斤大米，这比天堂还天堂啊！
　　可人家不要我。我骨瘦如柴，不到七十斤。
　　“小鬼，吃45斤是要挑大土，抬石头的啊！”吃45斤可以，抬石头肯定抬不动。无缘45斤粮食，我心中凉了半截。
　　我不停地看着找着摊位，幸好旁边有个摊位是垦殖场。因为给的口粮不是很高，有点冷清。那儿的人说，小鬼，到我们这里来吧，放牛，放鸭子又好玩又轻快！你自己还可开荒种地收粮食。
　　口粮只有29斤。
　　29斤也不错，也是准天堂了。我就到了垦殖场。垦殖场里就多了一个农工小少年，名叫郭传义。
　　上个世界九十年代，大批的打工者涌向深圳、沿海，成为中国移民一道亮丽风景，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大壮举，历史上必定要写上这辉煌的一笔。再往前，有山东人闯关东；再往前，中原人进江西，入广东、进福建，成了客家人。这些大移民，壮观无比，浩瀚无比。而三年困难时期，外省人入赣，却一直鲜有报道。虽然时间短，但规模大，四面八方这么大的面积浓缩地涌入江西，可能是创历史的。这些大批的安徽、江苏、河南等地的农民涌向江西，光是水路来的每天都有近千人！这还不计旱路涌入赣南放松油放鸭子种西瓜烧木炭的广东人和福建人。而这三年中，尤以1960年最甚。
　　江西何尝不困难！但江西却以她特有的博大胸怀，一直敞开无比温暖的怀抱，让所有进入江西的人，无论你力量大小，哪怕你放牛，哪怕你栽菜，哪拍你只能扫地，也让你能吃上米饭！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特别是出来“外流”过的人，如论你现在过得如何好，对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难道你忘了么？
　　偏僻广袤淮北大平原，这里有一千万多万农村人口。解放前，都说蚌埠好，好奇那里的繁华；大跃进时又向往淮南：“机器响电灯亮，都到八公山找对象。”而三年困难时期，男女老少无一不知道远在南方的九江，这个小城市有多大，什么样，说不出来，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远在上海、南京之上。因为他有饭吃，就这一点足可以战胜一切！外流人返家时带回来的扎头的方巾——那时太时髦了，是九江的；外流人带回来的雨鞋，九江的；外流人带来回的饼干，九江的……
　　江西有个九江，九江就是米缸，到了做饭时光，隔江都能闻到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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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八方的外流人，就是冲着这首顺口溜而来的。可想而之，江西九江，在外省农民中的心目中，是个什么位置？
　　关于江西的情况，我在另一长篇报告文学《红土情》中，说得比较清楚。这里提一下只不过强调说，我的起步只是一介为填肚子的外流人员，不像有的人那么鲜亮。是江西的红土地养育了我这个安徽人，给了我知识和文化，江西的山山水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像这样的过去，有人是不愿讲的，怕说出来有失风光和体面，甚至有人连农村长大，当过农民，都回避不谈。我不这样认为，因为那个时候的风光不风光不是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变的。
　　再把话说回来，到垦殖场当了农工，已经有工资了，尽管一个月只有13元钱，但省着点，买本书还是可以的。我记得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在永修县白搓镇小商店，3分钱一本的《吐丝口》。这本小册子大约万把字，是从长篇小说《红日》里节选的。虽然很短，但故事很完整。我看了很多遍，一次被省里下放劳动的干部看到，他告诉我这是小说。我从他那里和他认识的人那里借到《三家巷》——可惜看不太懂，又借到《烈火金钢》——看得入迷了。小说，这回才在我心里扎下根来。
　　1963年，到了地质队，条件好多了，工资也高多了，不仅可以买书，还可以经常看电影，还可以到驻地旁的大余县樟斗钨矿图书馆借书，看小说已经不困难了。我从安徽老家来江西，用现在的话说叫打工，一旦打到了工，就是正式工。刚到江西时，我计划学会两样东西就要回安徽老家了，一个是拉二胡，一个是骑自行车，我在家里就可以在同年的伙伴们面前炫耀了。因为那时乡干部才会骑自行车，乡下戏班子的人才会拉琴。我有位远房堂兄，可能得过天花，琴拉得并不好，粗粗的黑黑的手指在弦上吃力地挪动着，可村里来看的人，围了一层又一层，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后来这两样我都学会了，水平也还可以，特别是二胡，每天保证练琴两个小时以上，全拉五线谱，不是因为文革，还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呢。还是在我读了小说后，我才知道我开初的想法是何等的浅薄和无知。
　　在地质队我开始干的是山地工，工作证我现在还珍藏着。如今地质队的年轻人对这个工种已十分陌生了。山地工就是到山上挖沟——根据技术员的布置挖槽子，也叫槽探工，一直要挖到基岩，大都在二三米深。一天定额四个立方，有大石头，还有大树根，难挖。工作虽苦，但我却喜欢看书。我只上过小学，有一位江西地质学院的下放学生叫刘兴洪，看我学习心切，就把他女朋友的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给我。虽然我如饥似渴地学，有很多根本看不懂。笨人有笨办法，懂不懂我都背下来。晚上看，白天背，我常常带着课本挖槽子，带着《唐诗一百首》挖槽子，把书摊在土上，用石头压着，挖累了就背一遍。买了一本新华字典，这是我唯一的老师。后来我专门写了篇文章称字典是我的《不老的恩师》。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背多了，慢慢地自己也会理解一点了。别人打牌，我背书，别人逛墟我练字。这位把我引上学习之路刘兴洪先生，他只比我大几岁，我终身也忘不了他。
　　在地质队，我送过饭，打过浅井，搞过民窿清理，当过安装工、钻工、汽车修理工——现在的地质队员们可能不知有些工种为何物了。但不论变换什么工种，我“熟读唐诗三百首”的激情和追求从未改变。
　　基本功是在不知不觉中打下的，开始小组长让我写工作总结，后来分队领导让我编黑板报，写先进人物的演讲稿。也许这方面我还有一点小“才”，大队领导又让我为文艺宣传队写演唱材料、小剧本。
　　奇怪，总感到自己在进步。
　　文革刚结束，我的第一篇小说《婚礼》，在《江西日报》发表，这是《江西日报》有史以来以整板的篇幅发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那时我正在湖南衡阳参加国家地质总局举办的柴油机学习班，得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简直要疯了！
　　接着又有一些小说发表，是这些小说让我从一名汽车修理工变成了一家内部报纸的编辑和记者。
　　1981年，我调到了南昌，正儿八经地从事了文字工作。后来转了干，入了党，通过不断的考试，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再调任《中国地质矿产报》和《中国国土资源报》记者，再后来又不断地得到任用，包括职称和职务。
　　一路走来，一路奋斗；一路奋斗，一路快乐；一路快乐，一路好人！
　　尽管我努力，尽管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但毕竟先天不足，虽然后天不失调，可我对有恩于我的红土地的回报是有限的，对帮助我的好人回报是有限的。
　　我很不安。但我没有忘记自己。无论在盛大的宴会上还是在人头攒动的体育场，无论在海南的三亚还是在漠河的北极村，无论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还是在美国纽约的华尔街，我都告诫自己：你曾是一名小农工。
　　以此为序。
　　　　　　　　　　　　　　　　　
　　顺便补充两句题外话，这里收集的大都是省级以上报刊公开发表过的文学作品，现在看来，不乏粗浅疏漏。只所以选成个集子，只图在闲时偶尔翻翻方便一点而已。
　　　　　　　　　　　　　　　　　
　　　　　　　　　　　　　　　　　
　　作者简介：郭传义，安徽省颍上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任记者。第一学历，小学。后参加自考，获本科文凭。14岁参加工作。在垦殖场，放过牛、种过菜；当地质队员，挖槽、打钻、修汽车；到新闻单位，任编辑、记者、记者站站长。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全国省级以上报刊公开发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60余篇，散文120余篇。长篇纪实文学《明月出天山》由民族出版社；《华夏笔都》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幕阜长歌》（合著）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两次获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宝石文学奖。此外，连续9年获优秀记者称号；新闻作品曾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新闻一等奖。

奋进人生秀美壮丽的华章
——读郭传义文集《黄金系列》
郭友钊

　　初识郭传义，那是在2001年的春天，黄世英先生组织大型报告文学《地质之歌》丛书创作出版项目之时。我称郭传义为“老师”，因为他比我年长，还是国土资源报社驻江西记者站的站长，是位“老笔杆子”。不久，我觉得称之“老师”还不够，就叫他“郭大侠”，原因是我对郭传义有进一步的了解：如1978年，我国刚吹起改革开放的春风之际，郭传义就张开了风帆，首秀他的处女作——地质小说《婚礼》，并让《江西日报》一改旧制，用了整整一版的篇幅刊出，随之还配发了评论“要敢于冲破这个‘禁区’”；这篇小说，比当时盛行的“朦胧诗”等文体更热烈、更直接地号召人们要冲破禁锢、要解放思想，郭传义成了一线的“先锋小说家”；再如1984年郭传义创作地质小说“淙淙清泉水”，《丑小鸭》在头题发表，引起刘绍棠老先生的兴趣，并为之作评，题目就是“一篇内秀的小说”……。在《地质之歌》丛书创作之际，黄世英先生嘱我要向郭大侠学习，如采访、如构思等方面的技巧。于是，我一步步观摩郭传义创作《明月出天山》，自己完成了《走向海洋》。
　　《地质之歌》丛书出版之后，与郭传义有了更多的接触，先是参加国土资源报社组织的武夷山笔会，共登黄岗山，他写“一脚踏两省”，感叹地理文化；继之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组织创作《先行颂》，他写“寻找大庆”，感叹我国能源工业的快速发展；创作《为祖国寻找宝藏》，他写“大台沟捷报”，感叹我国钢铁工业受制与人的困境与新发现所带来的希望；创作《一级响应》，他写“十万大山，十万火急”——这篇十万火急的文章，最见“郭大侠”的侠气：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映秀大地震，山河破碎，国土资源部随即组织地质专家深入震区排查地质灾害，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立即跟进，招募作家，郭传义得知后，就申请成为“战地记者”，任人怎么劝说，都不改志愿，最终成为深入震区年纪最大的作家，穿短裤、短袖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梦毕山，坐拖拉机、越野车奔走在头顶飞石、轮下塌方的茂县、汶川县，车被落石击中，险些“舍生取义”了。
　　郭传义没能“舍生取义”，而是平平安安地退了休。退了休的郭传义告诉我，虽然已有《明月出天山》、《华夏笔都》以及《幕阜长歌》（合著）等出版，但他还想出版一本书。我说，郭传义你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了，自筹出版文集有何意义？之后，便没有什么关于他出书的消息。
　　2012年某月某日忽然收到了郭传义寄来的文集《黄金系列》，细细悦读，却让我重新认识郭传义——文如其人，再次印证了郭传义就是名副其实的“郭大侠”：自序“一路快乐，一路好人”，回顾少侠14岁时“下江”，从安徽颍上“外流”到江西九江，当上了垦殖场的“小农工”，接着成了地质队的“槽探工”，有了口饭吃，有了余下钱就买了他自己喜欢的书，《新华字典》成了他“不老的恩师”，一部翻烂了，再买一部，一直用了四部，每一部每一页不是留下红泥、油污，便是汗迹、血渍，由此，一篇篇手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一年年的工作有了新的变化，从宣传干事变成了专业编辑，从记者当上作家，而且是参与开拓一个改革开放时代、一个地质工作题材的有影响的作家！
　　《黄金系列》分“黄金系列”、“山水”、“山道”、“山韵”4辑，其中每一篇文章，在我看来都是郭传义的自传，反映的是郭传义自我“点石成金”、“累土至山”、“涓滴成河”地成为“郭大侠”的成长历史，是可让许多有志者范的水、模的山。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