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与守望
——读邹蓉的《飘来飘去11月》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郭友钊

　　蝴蝶从淡墨云雾的天空里飞来，窈窕女子从红花飘流的水面上走来，她们如影随行，款款地落在我凌乱的案头。蝴蝶与女子的呢喃，我在《飘来飘去11月》的字行间偷听，而且上了瘾，断断续续地听了十几天，就象少年时在煤油灯下偷看《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的痴迷。中年的我，仍然听不懂，也不太理解他们所说的话或者话中的话，也理不清他们所讲的故事，仍然不谙其中的秘事。但我有一种感觉，《飘来飘去11月》已经飘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上方，将是一部许多中年人都会想起来的罕见的小说。

　　一、两部作品——“我”的故事

　　两部时隔五十年的小说，都在诉说“我”的故事：

　　2011年底出版的《飘来飘去11月》记录的是“我”和“松哥”的一年生活。我没有名字，我是谁呢?我回答我只是我，一个女人，一个SLE患者，一个经历大地震时“拉不开弓”的我。但松哥有名字，他就叫“松哥”。没有名字的我，因为有松哥，就可以标识成一个特定的我，松哥的老婆。可是，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松哥的老婆，唯一的老婆。我因之飘来飘去。整个故事是从“回来了”开始，至“我总想挣扎”结束。开始的时候，我是飘回成都的，松哥在成都。从什么地方飘来?我似乎不太确定，松哥也不太关心。立冬之后的一个个节气，我都在飘，松哥的一件事或者一句话，都让我起飘去。飘去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目的地，没有一定的方向，象空中的风筝，象空中气流紊乱时的风筝，飘到哪里了，我都恍恍惚惚，不太清楚，松哥也不太在意，也不想知道。我每次飘去，松哥知道，松哥或者不知道。在小说的后半部，松哥因为喝了我的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他就不见了。这实是一个例外。接着女儿也不见了，这更是让人不清楚生活是不是也如梦境一般。我不确定与松哥是否还有情缘要续，但我又确定与女儿还有2700年的约定。生活的样子有所改变，但是我一直在维持生活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在家里，我种上花，我可以等待。

　　1951年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讲述“我”在校外的数日生活：我是16岁的霍尔登·考尔菲德，出生在纽约一家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现在第四次被学校开除，开除的原因是五门功课四门不及格，这是我第四次换学校。老校长说，“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也希望我赢得比赛，但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希冀不过是“出人头地，将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 我记得老师的话：“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混帐的学校学习。离开学校，我又不敢贸然回家，只好在纽约城中游荡，在地铁、在夜总会、在小旅馆，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打架、看电影、招妓女，我遇到了林林种种的是是非非，但我觉得都是那样的“假模假式”、“假情假义”，觉得十分的恶心。我在酒吧酗酒后，进了厕所，把头伸进盥洗盆里，冷水让我清醒了过来，可我走到室外，经冷风一吹，头发都了冰，感冒了。可能会得肺炎死去。死去也没有关系，可我永远见不到我的小妹妹菲芯了。于是我决定冒险回家和菲芯诀别。我叫醒了菲芯，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苦闷，也告诉她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一个“我”等待花开，等待家庭的幸福;一个“我”守望自由，守望社会的纯洁。

　　二、两位作家——“我们”的故事

　　时隔50年的两位作家，都在诉说自己生活时代的事故——

　　《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年~2010年)，出生于美国都市纽约，具有犹太血统，隐居而终老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1934年，15岁的他被送到一所军事学校当寄宿生，17岁毕业，获得他一生唯一的一张文凭。18岁的他寻找喜欢的学院求学，先后进了三所学院，但都在不长的时间退了学，但也有收获，他爱上了一位叫乌娜·奥尼尔的女子。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23岁的他虽然正在热恋，但不得不从了军，接受一年训练后去了欧洲，做着反间谍的工作，每一天给乌娜写一封信。但乌娜却嫁给了“头发花白，全身赤裸地蹲在衣橱顶上，拿着手杖摇头晃脑，像只死老鼠”的卓别林。感情崩溃之余，他草草地与一位女医生结了婚，但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就离了异。1946年，他复了员，回到纽约，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五年后《麦田里的守望者》正式出版。

　　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之后，塞林格寻觅了一块河边的土地，隐没于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的乡间，并在山顶建了一座小木屋，成为他永久的家。凝视着河上的水波，听着林间的鸟鸣，看着孩子们的嬉戏，他也创作，但已属疏于文事。在小木屋，他接受了温莎高中学生报《每日鹰报》小记者Shirlie Blaney的采访，在回答《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否是自传性小说时，塞林格说：“就算是吧，当我完成这本小说时，我大大松了口气。我的少年时代和书中的男孩相当类似，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飘来飘去11月》的作者邹蓉(1975年~)，生于四川雅安。成都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居成都。成都为小说的主要都市背景。就《飘来飘去11月》与邹蓉有过对话，她说：“小说中可能有我生活的影子，还有更多城市女人的生活。我喜欢小说有生活的气息，所以我的小说要贴近生活，贴近真实。”她还说：“小说中的‘我’和‘松哥’生活中随处可见，只是通常情况下都没有被人注意，只有让这样的人出现在小说中，大家才会明白‘她’和‘他’就在身边，我只不过是把许多稀松常见的事收罗起来，让它们集中放在一本书里，然后对应不同的节气表现主人公的情绪，呈现当代女性非比寻常的细腻情感，所以不过是寻常人的普通生活。”

　　一个“我”，有独特的名字，叫“霍尔登·考尔菲德”，想成为“守望者”，有具体的目标;另一个“我”，没有具象的名字，就是作者的“我”，读者的“我”，那背后的一群人，似乎是“等待者”。这群人在等待什么呢?等待一次次肉体在大地上的出走，灵魂在天空中的浮游?等待家里的花开，爱人的出现?只是在等待。

　　三、一个作派——两朵奇葩

　　时隔50年的两位作家，都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在叙述故事，给人现场感、真实感、亲切感，但风格迥异——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大量应用生活语言，俚语、口语，粗话、脏话，显得生动活泼、平易近人，具感染力、感召力;使用快节奏、单线索的文本结构，整体采用“生活流”展现事件的所见所闻、所行所动，局部使用“意识流”呈现所思所想、所感所受，简单、明快、直白，易于打动西方的读者。这种当时新颖的艺术风格，领导了美国文学创作的新潮流，成了丰富思想、激发感情的“塞林格时代”。

　　《飘来飘去11月》文本也使用单线索，但线索或隐或现、或沉或浮，缥缈不定，如雾里游龙;叙述的节奏非常缓慢，是一组组的慢动作、微动作，慢思绪、微思想，慢情绪、微情绪组成整部小说，这与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开创了前无古人的“慢文体”，无疑会成为都市紧张心灵的舒缓剂、清凉茶、轻音乐。这种“慢文体”，将会受到时间的考验。

　　两位作家，一种作派，两种风格。“守望者”已成地球人的守望。“漫文体”却是小荷刚露尖尖角，值得等待。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