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1日，地大校园春光明媚，百花怒放，海棠花开尤盛。地大综合教学楼903教室，作家周习老师晚上给地大学子做了自己最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农民》的创作体会，小说塑造了当代优秀县委书记王为民的形象。

周习是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大地文学》执行主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特聘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少男少女》《土窑》《天干地支》等多部，发表中短篇小说《盐碱地》《盐诺》《父父子子》等多篇，报告文学《行走乌蒙》《种麦者》《寻宝者》等多篇，主编并出版了散文集《鲁院纪事》《菜乡纪事》《北川纪事》等。曾获首届泰山文艺奖、泉城文艺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冰心散文奖、宝石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周习老师的讲座从中国“小说”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外物》，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小说”定义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开始讲起。

周老师说，小说是一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是文学最常见的四大体裁。我国小说起源于先秦（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成长于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成熟于唐朝（文言小说：唐传奇），发展于宋朝（白话小说：宋话本），明清时期出现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和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小说创作达到高峰，出现了四大古典小说名著，尤其是《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创作的顶峰。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把小说推到救国救民的高度，他认为“小说，文学之最上乘也”，“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鲁迅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老师更是以长篇小说见长。

周老师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张宏森在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文学表现的主体，中国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心就是人民至上。“新时代文学不忘初心，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根本立场和方法，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中汲取不竭的源泉，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中刻画新人与英雄，为中国故事立心、为中国精神赋形。”她应邀参加了那次大会，深受启发，也恰好她认识了一位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王伯祥，因此决定开始《中国农民》的创作，决心要塑造了“这一个”县委书记——王为民，他是当今中国文坛上的新典型。

周老师说，像这样的地方干部，她在采访中碰到不止一次，如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大力开展蔬菜大棚的王书记，还有山东寿光推动蔬菜大棚的县委书记王伯祥。寿光的大棚蔬菜种植是由一支鲜黄瓜发展到十七个冬暖式蔬菜大棚，再到三年后二十六万个大棚，并且举办了“中国寿光科技蔬菜博览会”，这是长江以北科技农业的第一家，既“买全国”，又“卖全国”，形成一个大市场，把冬季蔬菜种植技术推广到全国，引领了一场农业产业化革命（绿色革命），丰富了中国人的菜篮子，也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联合国农业署把中国的大棚蔬菜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称为对世界农业的两大贡献之一。周习老师在《中国农民》中塑造的县委书记王为民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位积极为农民做实事的优秀基层干部、县委书记的代表，是老百姓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官员。

由于疫情，尽管大多数同学是在超星直播平台线上听讲座，但也有几位在校同学和老师来教室听了讲座，并和周老师作了热烈交流。

有位同学说，他平时很喜欢读陕西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面讲到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的成长经历；您把这位县委书记塑造得这么好，那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周老师谦虚地回答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她要再好好采访一下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原型，争取补上人物成长的性格逻辑，写写人物的“成长故事”。

还有一位同学问：记得有位作家说过，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批判社会，促使进步，就像鲁迅所讲的要“引起疗救的注意”；您写的大多是“好人好事”，它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呢？周老师诚恳地说，文学既要鞭挞生活中的假恶丑，也反映生活中的真善美；她的成长经历中，耳闻目睹了很多生活中美好和不太美好的事情，她觉得，作家有责任把这些美好的一面书写出来。这是她选择这类讴歌真善美题材进行写作的主要原因。她说，她写小说，主要是找人物的闪光点，正面写基层干部的故事，他们有失误也如实地写出来，不回避社会的一些阴暗面。写作要从内心出发，哪怕一个读者也要写，要“赢得读者，不迎合读者”。

“创意写作”系列讲座在我校举办后，经常有学校各学院教师慕名而来听讲和完成“作业”，今晚学校工程技术学院程骋老师也来现场听讲座。在互动环节，程老师问，写作中，应该怎么样去发现和挖掘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细节”？周老师说，小说塑造人物靠情节的推动和环境的变化完成。我们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小说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中国小说很注重讲故事，写作要首先“找故事”，故事“找到了”，讲顺了，小说就能“立起来”，不像西方人写小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大段剖析。因此，她在采访中，很注意收集这些“故事”和“细节”，比如要找到人物语言的细节，把它们作为素材写进小说，就很“真实”，有说服力。细节怎么找？要从生活中找，要生动，立得住。

自然文化研究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阙建华老师主持了今晚的讲座。他在总结时说：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中国的底色。中国自从秦汉大一统帝国体制成型后，县域数量一直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一千六百个到两千个之间，近现代新增加的县多半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和地级市的“区”。县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位，中国自古有个说法——“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基本是“自治”社会——当然，当代基层政权已经“下移”到乡镇一级。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县委书记关系密切，一位有谋略、能干事的县委书记能让一个县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进入快速发展。在当代文学中，对县委书记、县长的描写是远远不够的。记忆中，好像只有文革前夕，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过轰动效应，那是长篇人物通讯，还不是小说；新时期以后，1984年山西作家柯云路发表长篇小说《新星》，塑造了县委书记李向南的形象，这是新时期“改革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如今，周习老师创作的《中国农民》中，着力塑造的新型县委书记，很可能会成为进入“新时代”的县委书记形象的一个重要收获，衷心希望周老师的小说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