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东边有块地，从东干脚延伸到鹤仙岭。鹤仙岭，我们叫“和尚岭”，石头多，草多，光秃秃的。岭像犁弓，零落着几棵枞树，就像风吹来的，落在山腰在山腰，落在山坡在山坡，距离虽不远，仍觉得山上的枞树矮小如人影，更显得单薄、倔强、苍凉了。山上有草，平田人把这岭当作放牛的岭。黄昏日暮，太阳西沉，岭上冒烟了，起火了，我们站在屋前看，大人就说“肯定是放牛的哪些鬼崽崽做的好事”。
　　东干脚到鹤仙岭，足足有四里路远。中间隔着一大块地，火烧不到东干脚。鹤仙岭一年烧几次，烧过之后，第二年，岭上还是一片茵茵绿色。
　　对村东边的那块地，我是畏惧的。
　　德爷说，那块地是个小山堆，长满枞树。一九六七年备战备荒，上面派了推土机来，把小山堆推平了做地耕种。推土机挖出来一口黑漆棺材，完好无损。段家的人用了铁锤钢钎费了大力撬开，棺材里有个女尸，和活的一样，鼻子是鼻子，脸是脸，胭脂水粉和新的一样，着老辈人的衣服。段家的人见棺材板结实，架在水沟上做桥了。把那女尸从棺材里倒出来，经风一吹，那胭脂水粉的脸慢慢变灰，吓了大家一跳，挖了一个坑，随便埋了。
　　我父亲说那是汉墓，什么老辈人衣服？是汉服！
　　我听平田的老师也讲过，那时候，从平田到冷水源，几里路，都是枞树，都是几抱围粗的大枞树。砍的时候，还从树洞里砍出一具尸骨，盘腿而坐，头发、胡子几尺长。
　　德爷说那时候树林子密密麻麻，阴风阵阵，里面野狗、狐狸成群结队。到了天煞黑，野狗到处游走，不怕人；狐狸挑了空地，有的跳舞，有的跪在地上拜月亮，眼睛和珠子一样，发蓝光。
　　这些我都没见过。我见到这块地，已经成为平地。小山堆被推平之后，东边的分给了勒桑里，西边的分给了东干脚，南边的分给了平田人，做了生产队的集体用地，种庄稼作物。我们从村里出来到这片地，要过土地堂、五家园、钵子坝和一个旱塘，过了水沟，上了黄泥坡就到了。土地堂已经有名无实，但那块地仍是叫“土地堂那里”。五家园也曾是一个村子，比东干脚搬来还早，在山的窝槽下的平地上住家。住了几代人都发不起人，搬走了，别说一片瓦，连屋地基石头都没留下一块。搬走的原因，是说这地方风水不好，有不洁之物捣乱。什么不洁之物？鬼魂、狐仙之类。每次经过五家园，看到山窝槽里的阴木森森乱石林立，头皮就发麻。钵子坝是土坝，每到夏季涨洪水就被冲毁一回。洪水过后，水流变小，脚点砌坝的四方石头，蹦蹦跳跳，摇摇晃晃，就能过去。旱塘装“天屙水”，下雨一塘水，天晴晒塘底。塘埂上有无数老鼠洞藏在羽毛草里。每到盛夏中午，就有捕蛇者，戴着烂草帽，一手拿根三尺长的苦竹棍子，一条胳膊夹一条装化肥的尼龙袋子，在塘埂上的羽毛草里敲敲打打，听到响动，猴一样敏捷的趴下身子，在老鼠洞里寻找蛇的影踪。
　　那时蛇多，走错路都是蛇。蛇多水蛇，小条，大的七八两，不值钱。在蛇皮值钱的时候，捕蛇者都看不上水蛇，想抓的是草鱼蛇、菜花蛇之类的三五斤的大蛇。像白缎（银环蛇）、乌艄公、过山风之类的毒蛇，一般的捕蛇者见了，也要绕着走。尤其是白缎，咬一口没感觉，等发现被它咬了，基本都要备棺木了。
　　东干脚分得的地，在进口边种了一小片油茶树。过了油茶树林子，才是庄稼地。通常种花生、豆子、红薯，在地边种一圈高粱。在大饥荒年代，附近几个村子，不管是老死的饿死的还是病死的，家里条件好一点的，用楼板割一副棺材，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干脆用一张篾席卷了，绑上几节绳子，找几个人抬出院子，在路边挖个坑，盖上一层土就算埋了。德爷说他好几次看到这种坟，没气力挖深坑，死人的脚还翘在外头，夜里就被野狗拖出来嚼了。
　　油茶林里，庄稼地边，大大小小的坟堆随处可见。
　　查叔的父亲到观音山帮老姨插田，吃了早夜饭回东干脚。太阳刚下山不久，天迷迷蒙蒙的亮着。过了勒桑里，他还和坐在门前抽旱烟的黑狗叔打过招呼。进了东干脚的地，看到路边的一个荒草坟堆里伸出半个身子，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还在冲他笑，惊得他退了好几步。擦眼再看，一片平静，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嘴里一个劲地说“怪了，怪了”。回到家，第二天就肚子痛，拉痢疾，几天就骨瘦如柴，人不行了。
　　在这一片地，每一步，都可能遇到不好的事。放牛的、割草的，都不朝这边来，嫌这里阴气重，瘆人。
　　东干脚的人攒了钱，要盖房子，请了烧红砖的人，在这里取泥做砖烧红砖。
　　当时，我已经帮父亲放鸭子。
　　烧红砖的人是东边勒桑里的人。
　　东干脚的人世世代代住土砖巴巴屋里，天晴起灰，落雨掉泥。烧红砖、盖红砖房是稀奇事。土砖巴巴不耐风雨，容易塌。红砖水浸得，冰冻得，火烧得，比青砖还便宜。做青砖太费事，不仅费柴，光烧制青砖，就要两班人，而且都是师傅。师傅人工多金贵啊。烧红砖，烧煤，装好窑，一把火就完事。因为红砖制备简单，花费不大，又时髦，村里人人都想盖一座红砖房子。
　　勒桑里的人在主人家的庄稼地里开辟出了砖场。
　　做砖是个辛苦事，取泥、担水、和泥、砸泥、晒砖坯，每个环节都要下力气。
　　附近在地里做事的人，对做红砖感到新奇——毕竟是头一回，有空就背着双手，到砖场和勒桑里的人说话，了解了解制砖过程，问问砖价。没空的人，在做完地里的活后，扛着锄头，绕个弯，也到砖场看看，和勒桑里的人唠几句，探探行情。在砖场领头的人是个见多识广的退伍兵，二十几岁，胳膊里的腱子肉上青筋暴起，带着几个兄弟在这里干活。他们裸着上身，穿着裤衩，汗水把溅到身上的黄泥渣染化后，在脸上胸前在背上在腿上渲染开，人变成了泥人，皮肤变成花了。
　　我在河坡上放鸭子，有空了，拎着赶鸭子的长竹竿，也去砖场。
　　他们知道我是东干脚谁的儿子，见了我，退伍兵笑着叫我“鸭连长”。
　　我惦记的，是他们菜园子里的各种果树。
　　勒桑里在这块大平地北边，靠近水田，四周都是平地，不像东干脚窝在山脚下。山是石头山，一半野草，一半石头。山有泉则美，人有志则强。山上无泉，所以东干脚的山不美，只提供柴火，为村人的勤劳添加了分量。勒桑里四周都是庄稼地和荒地，开了门，四周坟堆到处可见。为了遮掩一下，勒桑里的人在房子四周种了不少树木，树枝层层叠叠的腊叶树、笔挺的拐枣树、云朵一样的黄皮梨树、开绛红色花朵的桃，开碎白花的李，五月熟的金枇杷……除了这些，家家户户都有一小片竹林。也因此，勒桑里的男人都会编竹器的手艺，猪笼子、鸭笼子、鱼篓，箩筐畚箕……他们用朴实的一双手，在生活里变出了很多花样。由于是个小村庄，人厚道好善。只要认识，哪怕是面熟，到了勒桑里，主人也会拿出草烟招待，末了，领到园子里看看，什么水果熟了摘什么，除了当场品尝，还给打包带走。
　　退伍兵家里果园有大梨树、桃树、桑树、拐枣树。
　　自打砖场和他熟了，放鸭子放到勒桑里附近，我就拖着放鸭子的长竹竿，到勒桑里找他。他给我看他当兵的打枪的照片，讲自卫还击，末了，我要走，他送我到门外，到了果园，拿过我的长竹竿，举到头上，往头上的桃树上一划拉，就打下一地桃子，或是帮我绞几颗大黄梨，满足我小小的贪欲。
　　东干脚的人在那片地里烧了两窑红砖，柏家院子便有了专门的红砖厂，卖的砖，比自己做还省钱。
　　东干脚的人便把窑渣粉尘扫进庄稼地，开始种西瓜。
　　一家种西瓜，几家跟进，那片庄稼地变成了西瓜地。到双抢季节开张，地里的西瓜圆滚滚，像大地探出的头颅仰望星空了。西瓜成熟，家家都在西瓜地边搭了窝棚，不是防盗，只是为吃西瓜方便吧。我想。家家户户都有西瓜，谁还做三只手？天抹了黑，月亮上来，月色铺天盖地，把白天的苦闷一扫而光。东干脚的元平、德德、四毛带着来帮忙“双抢”的亲戚到西瓜地守西瓜，月祥也带着同学，去西瓜地瓜棚睡觉。那片平日荒凉的庄稼地，在夜里热闹起来。不过，到了元平家的瓜棚，才觉得瘆得慌。他家的瓜棚搭在两堆无主坟堆上面，坟堆老鼠洞好几个，洞口光溜溜，长了青苔。我家的瓜棚搭在地中间的界沟上，左边两堆坟，坟上长满竹枝条，像戴了凤冠；后边两对坟，一堆高耸，清明插的绢花还在，像蛇信子。一堆低矮，长满冬茅草，老鼠窜过或蚂蚱弾一下腿的小动作，茅草里都发出声响。前面的路边，是一堆光秃秃的大坟，上面盖着一层西瓜地里清出来的杂草。
　　我们喊着叫着，到地里摘西瓜。
　　月光下的瓜地，安静祥和，但月光有点漠漠然，比檐前的月光清冷很多。
　　每个人在自家地里挑一个最好的瓜，抱到元平家的瓜棚前开“赛瓜会”，把瓜砸开，一家一家来，轮流吃，吃完了评论。元平家的瓜最大，或者他是挑最大的摘了；我家的瓜最甜，个头却算最小的。吃完瓜，转到棚子后面，尿了，便说“双抢”还要多少天，地里的瓜还可以卖多久，扯到现实生活，乏味得很，倦意来了，便各自回各自的瓜棚睡觉。月祥带着他的同学住四毛家的瓜棚。瓜棚有大有小，元平家的瓜棚用了五根大杉木，把路边两堆坟墓都罩了。我家的瓜棚窄得只能塞进一块门板。爬上门板，把半截稻草帘子一放，里边就黑漆漆的，看不到外面的一点光线，这样倒觉得安全，心安。
　　西瓜地很静，“双抢”又累，在宁静中，很快上眼皮盖下眼皮。
　　睡到半夜，瓜棚被风吹得哗哗响。
　　我捞开稻草帘子，看外面，风像打着旋子呜呜地响，雨大而疏，时有闪电照亮西山天际。我攒起身子从瓜棚口溜下来，踏上凉鞋，依着依稀的电光去找月祥，到了四毛家的瓜棚，叫了一声，没人答应，走进去，往床上一摸，空的。又折返身子，到元平家的瓜棚，刚好一道闪电闪光，我看清了耷拉着的蚊帐里一个人也没有，又到德德家的瓜棚，里面也空无一人。他们都回家了。这片西瓜地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天上的湿云在向着东边快速运动。
　　脚下的路，还没有完全被雨水打湿。
　　小跑出西瓜地，过了油茶林，过了旱塘，也不敢走五家园那边的路，而是顺着河坡，走到井边土地堂前，涉水过河，走回东干脚——东干脚在山影里，没有月光，死寂一般。推开我住的屋门，蹆还颤，一抹脸，一脸的汗！第二天说给父亲听，父亲却笑我“你没长卵子，活人怕死鬼”。对于听着乡人讲鬼怪故事长大的我，我相信鬼怪就在身边，只是他们没有机会下手而已。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鬼怪，也是讲道理的。人不讲道理，鬼怪就找上来。无形中，那些鬼怪，变成了民间的伦理约束。
　　种了两季西瓜之后，改种烤烟。
　　上了坡，过了那一小片油茶树林——我偶尔也会进那片油茶林，春天，里面有野蘑菇，清明，油茶树上还会结茶泡。茶泡没啥滋味，但贪它新鲜。我更喜欢秋天，茶籽爆口，生产队派人捡了回来，晾干后担到朱家山油铺榨油，一家能分八九两，过年煮狗肉，特香。我喜欢的是榨油剩下的茶渣，捣烂放到河里“闹鱼”，其乐无穷。到了十一月，天渐冷，在无力的太阳光里，油茶树开花，白白的花瓣里支着金色的蕊在冷风里轻摇，蜜蜂还在忙，蝴蝶还在飞，跟萧条大地完全是两个世界。油茶林后面，烤烟一片一片，齐肩高。我爷爷没烟抽的时候，曾经用过干红薯叶子当烟叶子，说辣得喉咙生疼。而现在，一大片烤烟，进了烟房出来，分成等级，成了金叶子。我讨厌摘烤烟，为了保湿度，清早就下地，太阳都没出来，身上披张薄膜，钻进地里，摘一行，抱一抱烟叶出来，摘烤烟的几根手指上，已经裹了一层厚厚的黑黑的浆，粘粘乎乎，蹲在河埠头，捞河里的细沙来搓，都搓不掉。
　　大家都嫌种烤烟麻烦，但种烟来钱多。什么万元户，种一季烤烟而已。冲着钱，大家越种越多，越种越吃力——年轻人才不侍候这玩意，纷纷往广东跑，日头不晒雨不淋，月月都有现金回来。种烤烟的也傻了眼，日苦夜苦，抵不上人家灯火下做手工。动了心，便带着残余的劳力，也往南方的城市挪。树挪死，人挪活。人不断地外挪，挣回的钱越多，怎么花？盖房子。2000年后，村里每一年都有人盖房子，不再盖红砖房，那已是落后的做派，要盖，就盖城里一样的楼房。这种城市化潜移默化，把村庄翻了一个底朝天；政策友好，还把路修到了家门口。有了房，那就配个车，面子就挣回来了。农村人，宁可在家里吃糠咽菜，出了门，面子不能输。一下子，家家户户都配车，小车不行，摩托车，雅迪之类，两个轮子三个轮子的总要有两台。然而，配了这些方便出进的工具，村里的人却稀少了。搞钱的事，不能停下来。平日里不见人影，逢年过节，就是比赛，村门口停满小车，连从没出过远门的老人都分得清哪个牌子好，哪个牌子只是四个轮子的货了。
　　春节，阳光好，我无处可去。
　　生活好了，人反而不像年少时，走门串户那么自由，进了别人家，看见碗里有吃的，不管好不好吃，伸出两根手拈来就放进自己口里，边吃边说辣。现在，家里有人没人，都喜欢关着门。隔了一道门，感情生分了。而且，离家日子久，后辈的小孩子、新娶的媳妇，都陌生，见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
　　查叔闲坐在门口，脱了鞋子，用小棍子撬鞋底上的泥，抬头见我在门口晃荡，说东边那林子有马卵菌粑粑菌，你克（去）看看捡不捡得到？还叮嘱我，往枞树林子里找，他在那里捡过。
　　东边那块地，已不再是庄稼地。
　　从东干脚出发，到鹤仙岭脚下，原来的庄稼地不见庄稼了，已经是一片枞树，密密麻麻，像给大地盖了一层黒瓦。
　　五家园不再是菜地，靠山脚的土地种了杉树，前面的土地种了板栗、桔子树，临河的几块空地，种了一些小菜。
　　钵子坝已经不见土坝，河堤新修了，架了水泥桥。
　　旱塘已经不是旱塘，已经改作了鱼塘。
　　路也拓宽了，能走收割机。
　　我看了看东干脚的那片林子，油茶林只剩一角，另一片改造成了李子园。附近的庄稼地种了杉树，往里，才是枞树林。
　　抱着试一试和打发时间的想法，我什么也没带，一个人朝着那片地走去。
　　从家到那片地，我曾经走过二十几年。
　　在出村的路口，还碰到大伯父，问我去哪。
　　我说到东边那门块地里捡菌子。
　　大伯父摇了摇头，又说：克（去）看看要得，多走两步路，回来能多喝两杯。
　　走到钵子坝，抬头看五家园，整个后山都在眼里。山上，速生柏、枞树交杂，把半山石头都遮掩了。山顶的石崖，在阳光里，显得更为沉静黑糙。不过，我还能分辨出，小时候，跟着奶奶，在哪块地方放过牛，在哪块地方捅过马蜂窝，在哪块地方和土玉、青叔他们寻宝探过险……
　　只是，土玉没有活过十五岁，一个下午，在钵子坝下的浅水里淹死了。
　　我看看钵子坝下的水，深不没膝呢！
　　树林子里很安静，除了竹鸡受了惊吓，扑扑翅膀，惊心。仰头看枞树，针叶里有一团黑，再细看，一只猫头鹰！树下荫着的坟墓，光秃秃的，一根草都长不出，染了一层淡淡青苔。一无所获穿过枞树林，见到一棵泡桐树，光秃秃的，像在思考。转过一棵棕叶树，一堆新坟赫然入目。我听母亲说过平田的三猴儿死了，就埋在我们土边的棕叶树下。三猴儿，人矮小，如其名，种田种烤烟，都要从我家门前经过，背一把锄头，或者挑一担空畚箕，遇到开饭，我父亲还会把他请进屋里喝酒。他不挑菜，喝两口酒就上脸，蜡黄的颧骨现出两朵红云，话也多起来。我妈趁着他喝酒吹牛，还拜托他：平田人多，拜托你物色一下，给我崽介绍一个对象。我当时还不好意思，未几，他果然物色到了一女子，安排夜里见面，我父亲带我去了，先到他家，一个邋遢的瓦屋，见了就问我们吃饭没有？我父亲反问他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三猴儿笑着，领我去见人家女孩，路上还说等会儿不管你们两个对不对得上眼，都要到我那里喝一杯酒才能回克（去），不喝我不准！
　　母亲说三猴儿在工地打小工，拌砂浆，桶放在脚边，拿着铁锹铲砂浆，一铁锹铲下去，人跟着下去，一头栽进砂浆里，拉出来，头头脸脸是砂浆，嘴巴鼻孔是砂浆，救护车还没开到，人就没了。
　　我仿佛看到了三猴儿的小眼睛、瘦峭脸和麻杆腿，头皮发麻起来。
　　折转身，入眼就是两堆坟，一高一矮的两堆，以前在西瓜棚前的那两堆。两堆坟上冬茅草深得能埋活人，风一吹，干燥了冬茅草发出清脆的哗啦声，显得周围更为寂寥荒凉。
　　我想看到河坡，我以前放鸭子经常走的河坡。
　　河坡上，水边竹到处都是，高高矮矮，在风里起起伏伏，犹如乱发飞舞。
　　河那边，枞树林，枞树林里的乱坟隐约可见。
　　母亲说勒桑里的那个退伍兵去年得鼻咽癌死了，就埋在河坡上的空地里。
　　对面勒桑里，连楼房一角都看不到。
　　视野只有这么宽了。
　　抬头看天天空青蓝，几缕白云如丝巾般挂着。
　　在倾耳细听，林子发出嗡嗡声，河水轻微的哗啦声也都很清楚。
　　前不见来人，后不见来人，我似乎进入了莽荒时代。
　　风吹起风头茅草，吹动河边的竹枝，吹动身边齐腰高的羽毛草，让人怀疑这草中有什么埋伏。
　　我不敢去想，便沿着来路，一边走，一边戒备，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醒了那一个一个土堆里的熟人和野鬼。
　　走过枞树林、杉树林，那些碗口粗的树干，像林立的士兵。
　　走过油茶树林子，李子园，在坡上，看到山脚下的东干脚，一栋一栋楼房呆立在青山绿树下，我才放慢脚步。
　　抬头看后山，在山坡上，我看到了父亲的坟。
　　我是孤单的儿子了。
　　心里一酸，走到钵子坝上的水泥桥，这个地方已经能看到大伯父一个人坐在村口的屋檐下的长板凳上晒太阳，感觉到有了人气，才扭头再看父亲的坟。
　　那片地上的枞树，有一部分就是父亲手植的。
　　而看看村庄，我家的楼房，也是父亲手里盖起来的。
　　然后，现在，除了父亲那座孤坟，一切都那么陌生。这是现实吗？才多少年，人不是当年的人，物不是当年的物，大地和村庄换了山河般地变了模样，恍然想到诗和远方，可能背转身，所经历的岁月就是吧。
　　地在回归自然。
　　村庄在朝上生长。
　　我们在时间里，从这头到那头，颤颤巍巍；我们在大地上，如蝼如蚁，一路风景，惊心动魄。
　　2022.6.30村东边有块地，从东干脚延伸到鹤仙岭。鹤仙岭，我们叫“和尚岭”，石头多，草多，光秃秃的。岭像犁弓，零落着几棵枞树，就像风吹来的，落在山腰在山腰，落在山坡在山坡，距离虽不远，仍觉得山上的枞树矮小如人影，更显得单薄、倔强、苍凉了。山上有草，平田人把这岭当作放牛的岭。黄昏日暮，太阳西沉，岭上冒烟了，起火了，我们站在屋前看，大人就说“肯定是放牛的哪些鬼崽崽做的好事”。　　东干脚到鹤仙岭，足足有四里路远。中间隔着一大块地，火烧不到东干脚。鹤仙岭一年烧几次，烧过之后，第二年，岭上还是一片茵茵绿色。
　　对村东边的那块地，我是畏惧的。
　　德爷说，那块地是个小山堆，长满枞树。一九六七年备战备荒，上面派了推土机来，把小山堆推平了做地耕种。推土机挖出来一口黑漆棺材，完好无损。段家的人用了铁锤钢钎费了大力撬开，棺材里有个女尸，和活的一样，鼻子是鼻子，脸是脸，胭脂水粉和新的一样，着老辈人的衣服。段家的人见棺材板结实，架在水沟上做桥了。把那女尸从棺材里倒出来，经风一吹，那胭脂水粉的脸慢慢变灰，吓了大家一跳，挖了一个坑，随便埋了。
　　我父亲说那是汉墓，什么老辈人衣服？是汉服！
　　我听平田的老师也讲过，那时候，从平田到冷水源，几里路，都是枞树，都是几抱围粗的大枞树。砍的时候，还从树洞里砍出一具尸骨，盘腿而坐，头发、胡子几尺长。
　　德爷说那时候树林子密密麻麻，阴风阵阵，里面野狗、狐狸成群结队。到了天煞黑，野狗到处游走，不怕人；狐狸挑了空地，有的跳舞，有的跪在地上拜月亮，眼睛和珠子一样，发蓝光。
　　这些我都没见过。我见到这块地，已经成为平地。小山堆被推平之后，东边的分给了勒桑里，西边的分给了东干脚，南边的分给了平田人，做了生产队的集体用地，种庄稼作物。我们从村里出来到这片地，要过土地堂、五家园、钵子坝和一个旱塘，过了水沟，上了黄泥坡就到了。土地堂已经有名无实，但那块地仍是叫“土地堂那里”。五家园也曾是一个村子，比东干脚搬来还早，在山的窝槽下的平地上住家。住了几代人都发不起人，搬走了，别说一片瓦，连屋地基石头都没留下一块。搬走的原因，是说这地方风水不好，有不洁之物捣乱。什么不洁之物？鬼魂、狐仙之类。每次经过五家园，看到山窝槽里的阴木森森乱石林立，头皮就发麻。钵子坝是土坝，每到夏季涨洪水就被冲毁一回。洪水过后，水流变小，脚点砌坝的四方石头，蹦蹦跳跳，摇摇晃晃，就能过去。旱塘装“天屙水”，下雨一塘水，天晴晒塘底。塘埂上有无数老鼠洞藏在羽毛草里。每到盛夏中午，就有捕蛇者，戴着烂草帽，一手拿根三尺长的苦竹棍子，一条胳膊夹一条装化肥的尼龙袋子，在塘埂上的羽毛草里敲敲打打，听到响动，猴一样敏捷的趴下身子，在老鼠洞里寻找蛇的影踪。
　　那时蛇多，走错路都是蛇。蛇多水蛇，小条，大的七八两，不值钱。在蛇皮值钱的时候，捕蛇者都看不上水蛇，想抓的是草鱼蛇、菜花蛇之类的三五斤的大蛇。像白缎（银环蛇）、乌艄公、过山风之类的毒蛇，一般的捕蛇者见了，也要绕着走。尤其是白缎，咬一口没感觉，等发现被它咬了，基本都要备棺木了。
　　东干脚分得的地，在进口边种了一小片油茶树。过了油茶树林子，才是庄稼地。通常种花生、豆子、红薯，在地边种一圈高粱。在大饥荒年代，附近几个村子，不管是老死的饿死的还是病死的，家里条件好一点的，用楼板割一副棺材，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干脆用一张篾席卷了，绑上几节绳子，找几个人抬出院子，在路边挖个坑，盖上一层土就算埋了。德爷说他好几次看到这种坟，没气力挖深坑，死人的脚还翘在外头，夜里就被野狗拖出来嚼了。
　　油茶林里，庄稼地边，大大小小的坟堆随处可见。
　　查叔的父亲到观音山帮老姨插田，吃了早夜饭回东干脚。太阳刚下山不久，天迷迷蒙蒙的亮着。过了勒桑里，他还和坐在门前抽旱烟的黑狗叔打过招呼。进了东干脚的地，看到路边的一个荒草坟堆里伸出半个身子，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还在冲他笑，惊得他退了好几步。擦眼再看，一片平静，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嘴里一个劲地说“怪了，怪了”。回到家，第二天就肚子痛，拉痢疾，几天就骨瘦如柴，人不行了。
　　在这一片地，每一步，都可能遇到不好的事。放牛的、割草的，都不朝这边来，嫌这里阴气重，瘆人。
　　东干脚的人攒了钱，要盖房子，请了烧红砖的人，在这里取泥做砖烧红砖。
　　当时，我已经帮父亲放鸭子。
　　烧红砖的人是东边勒桑里的人。
　　东干脚的人世世代代住土砖巴巴屋里，天晴起灰，落雨掉泥。烧红砖、盖红砖房是稀奇事。土砖巴巴不耐风雨，容易塌。红砖水浸得，冰冻得，火烧得，比青砖还便宜。做青砖太费事，不仅费柴，光烧制青砖，就要两班人，而且都是师傅。师傅人工多金贵啊。烧红砖，烧煤，装好窑，一把火就完事。因为红砖制备简单，花费不大，又时髦，村里人人都想盖一座红砖房子。
　　勒桑里的人在主人家的庄稼地里开辟出了砖场。
　　做砖是个辛苦事，取泥、担水、和泥、砸泥、晒砖坯，每个环节都要下力气。
　　附近在地里做事的人，对做红砖感到新奇——毕竟是头一回，有空就背着双手，到砖场和勒桑里的人说话，了解了解制砖过程，问问砖价。没空的人，在做完地里的活后，扛着锄头，绕个弯，也到砖场看看，和勒桑里的人唠几句，探探行情。在砖场领头的人是个见多识广的退伍兵，二十几岁，胳膊里的腱子肉上青筋暴起，带着几个兄弟在这里干活。他们裸着上身，穿着裤衩，汗水把溅到身上的黄泥渣染化后，在脸上胸前在背上在腿上渲染开，人变成了泥人，皮肤变成花了。
　　我在河坡上放鸭子，有空了，拎着赶鸭子的长竹竿，也去砖场。
　　他们知道我是东干脚谁的儿子，见了我，退伍兵笑着叫我“鸭连长”。
　　我惦记的，是他们菜园子里的各种果树。
　　勒桑里在这块大平地北边，靠近水田，四周都是平地，不像东干脚窝在山脚下。山是石头山，一半野草，一半石头。山有泉则美，人有志则强。山上无泉，所以东干脚的山不美，只提供柴火，为村人的勤劳添加了分量。勒桑里四周都是庄稼地和荒地，开了门，四周坟堆到处可见。为了遮掩一下，勒桑里的人在房子四周种了不少树木，树枝层层叠叠的腊叶树、笔挺的拐枣树、云朵一样的黄皮梨树、开绛红色花朵的桃，开碎白花的李，五月熟的金枇杷……除了这些，家家户户都有一小片竹林。也因此，勒桑里的男人都会编竹器的手艺，猪笼子、鸭笼子、鱼篓，箩筐畚箕……他们用朴实的一双手，在生活里变出了很多花样。由于是个小村庄，人厚道好善。只要认识，哪怕是面熟，到了勒桑里，主人也会拿出草烟招待，末了，领到园子里看看，什么水果熟了摘什么，除了当场品尝，还给打包带走。
　　退伍兵家里果园有大梨树、桃树、桑树、拐枣树。
　　自打砖场和他熟了，放鸭子放到勒桑里附近，我就拖着放鸭子的长竹竿，到勒桑里找他。他给我看他当兵的打枪的照片，讲自卫还击，末了，我要走，他送我到门外，到了果园，拿过我的长竹竿，举到头上，往头上的桃树上一划拉，就打下一地桃子，或是帮我绞几颗大黄梨，满足我小小的贪欲。
　　东干脚的人在那片地里烧了两窑红砖，柏家院子便有了专门的红砖厂，卖的砖，比自己做还省钱。
　　东干脚的人便把窑渣粉尘扫进庄稼地，开始种西瓜。
　　一家种西瓜，几家跟进，那片庄稼地变成了西瓜地。到双抢季节开张，地里的西瓜圆滚滚，像大地探出的头颅仰望星空了。西瓜成熟，家家都在西瓜地边搭了窝棚，不是防盗，只是为吃西瓜方便吧。我想。家家户户都有西瓜，谁还做三只手？天抹了黑，月亮上来，月色铺天盖地，把白天的苦闷一扫而光。东干脚的元平、德德、四毛带着来帮忙“双抢”的亲戚到西瓜地守西瓜，月祥也带着同学，去西瓜地瓜棚睡觉。那片平日荒凉的庄稼地，在夜里热闹起来。不过，到了元平家的瓜棚，才觉得瘆得慌。他家的瓜棚搭在两堆无主坟堆上面，坟堆老鼠洞好几个，洞口光溜溜，长了青苔。我家的瓜棚搭在地中间的界沟上，左边两堆坟，坟上长满竹枝条，像戴了凤冠；后边两对坟，一堆高耸，清明插的绢花还在，像蛇信子。一堆低矮，长满冬茅草，老鼠窜过或蚂蚱弾一下腿的小动作，茅草里都发出声响。前面的路边，是一堆光秃秃的大坟，上面盖着一层西瓜地里清出来的杂草。
　　我们喊着叫着，到地里摘西瓜。
　　月光下的瓜地，安静祥和，但月光有点漠漠然，比檐前的月光清冷很多。
　　每个人在自家地里挑一个最好的瓜，抱到元平家的瓜棚前开“赛瓜会”，把瓜砸开，一家一家来，轮流吃，吃完了评论。元平家的瓜最大，或者他是挑最大的摘了；我家的瓜最甜，个头却算最小的。吃完瓜，转到棚子后面，尿了，便说“双抢”还要多少天，地里的瓜还可以卖多久，扯到现实生活，乏味得很，倦意来了，便各自回各自的瓜棚睡觉。月祥带着他的同学住四毛家的瓜棚。瓜棚有大有小，元平家的瓜棚用了五根大杉木，把路边两堆坟墓都罩了。我家的瓜棚窄得只能塞进一块门板。爬上门板，把半截稻草帘子一放，里边就黑漆漆的，看不到外面的一点光线，这样倒觉得安全，心安。
　　西瓜地很静，“双抢”又累，在宁静中，很快上眼皮盖下眼皮。
　　睡到半夜，瓜棚被风吹得哗哗响。
　　我捞开稻草帘子，看外面，风像打着旋子呜呜地响，雨大而疏，时有闪电照亮西山天际。我攒起身子从瓜棚口溜下来，踏上凉鞋，依着依稀的电光去找月祥，到了四毛家的瓜棚，叫了一声，没人答应，走进去，往床上一摸，空的。又折返身子，到元平家的瓜棚，刚好一道闪电闪光，我看清了耷拉着的蚊帐里一个人也没有，又到德德家的瓜棚，里面也空无一人。他们都回家了。这片西瓜地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天上的湿云在向着东边快速运动。
　　脚下的路，还没有完全被雨水打湿。
　　小跑出西瓜地，过了油茶林，过了旱塘，也不敢走五家园那边的路，而是顺着河坡，走到井边土地堂前，涉水过河，走回东干脚——东干脚在山影里，没有月光，死寂一般。推开我住的屋门，蹆还颤，一抹脸，一脸的汗！第二天说给父亲听，父亲却笑我“你没长卵子，活人怕死鬼”。对于听着乡人讲鬼怪故事长大的我，我相信鬼怪就在身边，只是他们没有机会下手而已。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鬼怪，也是讲道理的。人不讲道理，鬼怪就找上来。无形中，那些鬼怪，变成了民间的伦理约束。
　　种了两季西瓜之后，改种烤烟。
　　上了坡，过了那一小片油茶树林——我偶尔也会进那片油茶林，春天，里面有野蘑菇，清明，油茶树上还会结茶泡。茶泡没啥滋味，但贪它新鲜。我更喜欢秋天，茶籽爆口，生产队派人捡了回来，晾干后担到朱家山油铺榨油，一家能分八九两，过年煮狗肉，特香。我喜欢的是榨油剩下的茶渣，捣烂放到河里“闹鱼”，其乐无穷。到了十一月，天渐冷，在无力的太阳光里，油茶树开花，白白的花瓣里支着金色的蕊在冷风里轻摇，蜜蜂还在忙，蝴蝶还在飞，跟萧条大地完全是两个世界。油茶林后面，烤烟一片一片，齐肩高。我爷爷没烟抽的时候，曾经用过干红薯叶子当烟叶子，说辣得喉咙生疼。而现在，一大片烤烟，进了烟房出来，分成等级，成了金叶子。我讨厌摘烤烟，为了保湿度，清早就下地，太阳都没出来，身上披张薄膜，钻进地里，摘一行，抱一抱烟叶出来，摘烤烟的几根手指上，已经裹了一层厚厚的黑黑的浆，粘粘乎乎，蹲在河埠头，捞河里的细沙来搓，都搓不掉。
　　大家都嫌种烤烟麻烦，但种烟来钱多。什么万元户，种一季烤烟而已。冲着钱，大家越种越多，越种越吃力——年轻人才不侍候这玩意，纷纷往广东跑，日头不晒雨不淋，月月都有现金回来。种烤烟的也傻了眼，日苦夜苦，抵不上人家灯火下做手工。动了心，便带着残余的劳力，也往南方的城市挪。树挪死，人挪活。人不断地外挪，挣回的钱越多，怎么花？盖房子。2000年后，村里每一年都有人盖房子，不再盖红砖房，那已是落后的做派，要盖，就盖城里一样的楼房。这种城市化潜移默化，把村庄翻了一个底朝天；政策友好，还把路修到了家门口。有了房，那就配个车，面子就挣回来了。农村人，宁可在家里吃糠咽菜，出了门，面子不能输。一下子，家家户户都配车，小车不行，摩托车，雅迪之类，两个轮子三个轮子的总要有两台。然而，配了这些方便出进的工具，村里的人却稀少了。搞钱的事，不能停下来。平日里不见人影，逢年过节，就是比赛，村门口停满小车，连从没出过远门的老人都分得清哪个牌子好，哪个牌子只是四个轮子的货了。
　　春节，阳光好，我无处可去。
　　生活好了，人反而不像年少时，走门串户那么自由，进了别人家，看见碗里有吃的，不管好不好吃，伸出两根手拈来就放进自己口里，边吃边说辣。现在，家里有人没人，都喜欢关着门。隔了一道门，感情生分了。而且，离家日子久，后辈的小孩子、新娶的媳妇，都陌生，见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
　　查叔闲坐在门口，脱了鞋子，用小棍子撬鞋底上的泥，抬头见我在门口晃荡，说东边那林子有马卵菌粑粑菌，你克（去）看看捡不捡得到？还叮嘱我，往枞树林子里找，他在那里捡过。
　　东边那块地，已不再是庄稼地。
　　从东干脚出发，到鹤仙岭脚下，原来的庄稼地不见庄稼了，已经是一片枞树，密密麻麻，像给大地盖了一层黒瓦。
　　五家园不再是菜地，靠山脚的土地种了杉树，前面的土地种了板栗、桔子树，临河的几块空地，种了一些小菜。
　　钵子坝已经不见土坝，河堤新修了，架了水泥桥。
　　旱塘已经不是旱塘，已经改作了鱼塘。
　　路也拓宽了，能走收割机。
　　我看了看东干脚的那片林子，油茶林只剩一角，另一片改造成了李子园。附近的庄稼地种了杉树，往里，才是枞树林。
　　抱着试一试和打发时间的想法，我什么也没带，一个人朝着那片地走去。
　　从家到那片地，我曾经走过二十几年。
　　在出村的路口，还碰到大伯父，问我去哪。
　　我说到东边那门块地里捡菌子。
　　大伯父摇了摇头，又说：克（去）看看要得，多走两步路，回来能多喝两杯。
　　走到钵子坝，抬头看五家园，整个后山都在眼里。山上，速生柏、枞树交杂，把半山石头都遮掩了。山顶的石崖，在阳光里，显得更为沉静黑糙。不过，我还能分辨出，小时候，跟着奶奶，在哪块地方放过牛，在哪块地方捅过马蜂窝，在哪块地方和土玉、青叔他们寻宝探过险……
　　只是，土玉没有活过十五岁，一个下午，在钵子坝下的浅水里淹死了。
　　我看看钵子坝下的水，深不没膝呢！
　　树林子里很安静，除了竹鸡受了惊吓，扑扑翅膀，惊心。仰头看枞树，针叶里有一团黑，再细看，一只猫头鹰！树下荫着的坟墓，光秃秃的，一根草都长不出，染了一层淡淡青苔。一无所获穿过枞树林，见到一棵泡桐树，光秃秃的，像在思考。转过一棵棕叶树，一堆新坟赫然入目。我听母亲说过平田的三猴儿死了，就埋在我们土边的棕叶树下。三猴儿，人矮小，如其名，种田种烤烟，都要从我家门前经过，背一把锄头，或者挑一担空畚箕，遇到开饭，我父亲还会把他请进屋里喝酒。他不挑菜，喝两口酒就上脸，蜡黄的颧骨现出两朵红云，话也多起来。我妈趁着他喝酒吹牛，还拜托他：平田人多，拜托你物色一下，给我崽介绍一个对象。我当时还不好意思，未几，他果然物色到了一女子，安排夜里见面，我父亲带我去了，先到他家，一个邋遢的瓦屋，见了就问我们吃饭没有？我父亲反问他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三猴儿笑着，领我去见人家女孩，路上还说等会儿不管你们两个对不对得上眼，都要到我那里喝一杯酒才能回克（去），不喝我不准！
　　母亲说三猴儿在工地打小工，拌砂浆，桶放在脚边，拿着铁锹铲砂浆，一铁锹铲下去，人跟着下去，一头栽进砂浆里，拉出来，头头脸脸是砂浆，嘴巴鼻孔是砂浆，救护车还没开到，人就没了。
　　我仿佛看到了三猴儿的小眼睛、瘦峭脸和麻杆腿，头皮发麻起来。
　　折转身，入眼就是两堆坟，一高一矮的两堆，以前在西瓜棚前的那两堆。两堆坟上冬茅草深得能埋活人，风一吹，干燥了冬茅草发出清脆的哗啦声，显得周围更为寂寥荒凉。
　　我想看到河坡，我以前放鸭子经常走的河坡。
　　河坡上，水边竹到处都是，高高矮矮，在风里起起伏伏，犹如乱发飞舞。
　　河那边，枞树林，枞树林里的乱坟隐约可见。
　　母亲说勒桑里的那个退伍兵去年得鼻咽癌死了，就埋在河坡上的空地里。
　　对面勒桑里，连楼房一角都看不到。
　　视野只有这么宽了。
　　抬头看天天空青蓝，几缕白云如丝巾般挂着。
　　在倾耳细听，林子发出嗡嗡声，河水轻微的哗啦声也都很清楚。
　　前不见来人，后不见来人，我似乎进入了莽荒时代。
　　风吹起风头茅草，吹动河边的竹枝，吹动身边齐腰高的羽毛草，让人怀疑这草中有什么埋伏。
　　我不敢去想，便沿着来路，一边走，一边戒备，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醒了那一个一个土堆里的熟人和野鬼。
　　走过枞树林、杉树林，那些碗口粗的树干，像林立的士兵。
　　走过油茶树林子，李子园，在坡上，看到山脚下的东干脚，一栋一栋楼房呆立在青山绿树下，我才放慢脚步。
　　抬头看后山，在山坡上，我看到了父亲的坟。
　　我是孤单的儿子了。
　　心里一酸，走到钵子坝上的水泥桥，这个地方已经能看到大伯父一个人坐在村口的屋檐下的长板凳上晒太阳，感觉到有了人气，才扭头再看父亲的坟。
　　那片地上的枞树，有一部分就是父亲手植的。
　　而看看村庄，我家的楼房，也是父亲手里盖起来的。
　　然后，现在，除了父亲那座孤坟，一切都那么陌生。这是现实吗？才多少年，人不是当年的人，物不是当年的物，大地和村庄换了山河般地变了模样，恍然想到诗和远方，可能背转身，所经历的岁月就是吧。
　　地在回归自然。
　　村庄在朝上生长。
　　我们在时间里，从这头到那头，颤颤巍巍；我们在大地上，如蝼如蚁，一路风景，惊心动魄。
　　202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