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拉隔离绳的时候，小学围墙外的二楼阳台上出现了一位中年人，面冲着操场弹起了三弦，边弹着边唱着，具体的音调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差点儿就和他对唱了起来，要不是因为不熟悉他的曲目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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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第一时间知道全市要全员核酸检测的消息的，虽然正式通知没有下来，但是将近下午五点的时候，老宋还是打了电话过来，说要志愿者，问要几个，他一如既往地说，多多益善吧。这么久了，虽然对社区工作的不确定性有些不太习惯，还是答应了下来。过了五点半，回复他说，报名了，十五个。老宋在电话里掩饰不住地回了一句，漂亮。

下午快六点的时候，我们组织志愿者去小学操场，老宋早和几个人在路边等着呢。操场是东西向的，学校的孩子之前有次密接人员，学校就放假了，对于这突然的假期，孩子们一定是乐蒙了，他们还小，不太明白大人面对的事前。我们到了的时候，操场上已经支起了十个帐篷，蓝色的，单帐篷，两排，有了些阵势，看来他们已经未雨绸缪了。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这个操场我来过，还参加过一次亲子运动会，印象中场地很大，现在把帐篷支上之后，马上就显得很局促了。

我们要做点儿啥，大家问。老宋说，请大家帮忙把场地路线布置起来，进出场地，排队的地点都要明晰。怎么弄？我们问。这就交给你们了，老宋一边打着电话，自顾自地继续联系着，走到一边儿去了。这也太放心我们了，小伙伴们明显有些蒙圈，几个人站在原地一顿讨论。好在地质勘查单位的人遇到突发情况的处置素养还是有的，大家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先干起来，边干边学边调整。隔离杆子，锥形桶，隔离绳，就着操场跑道，先把1号检测点的路线拉了出来。我拽着隔离绳的头，绕着帐篷转了一圈，准备找小刀割断，然后固定在柱子上，小梁说，这样不行这样不行，到时候帐篷裙布肯定会放下来的，老宋在电话间隙也撂了一句，这样子浪费隔离绳，我想想对啊，马上绕了回去。就这样，小伙伴们你一句，我一句，10个帐篷的行进路线不到一个小时就布置好了。

整个防疫检测点的格局基本成型了，风雨操场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区，10个帐篷背靠背，一边五个，中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通道，受检人出来后沿着学校东墙根，顺着教学楼一路往前门方向行进，到了小花园，便可以沿着台阶出大门了。来，一号“病人”，请进来。小梁在6号检测点走了一遍，说这路线很顺，满意。在野外工作时养成的适时犯二的劲儿又来了，我扮作二号“病人”，去最远的10号帐篷接受了检测，还自顾自地说，不错。俊茹说，通道的出口位置必须安排人，以便指挥人们走出去，是的，确实必要，不能测完又返回未检人群里，就白耽误工夫了，后来这个位置他主动守住了，调查总队的另外一个志愿者和他配合得很好。

二楼的那哥们儿先是在家里客厅唱，这会儿天擦黑了，他索性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唱，右肩挎着，左手把着琴头，手指灵活地变换位置，随着节拍，还左右晃着身子，很忘情的样子。我想这是欣赏或包含鼓励的意思吧，夜色里，他全程用音乐和我们对话，就那样铮铮地弹奏着。听到兴奋处，我们旁边的兄弟姐妹们还有人喝了一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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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下了一夜，气温陡降。次日，一觉醒来，西宁城白了。这些年，膝盖软组织给我报了警，天凉了就不得劲儿，好在昨晚小金同志有了预判，说明天会降温，把厚毛裤都给我早早地准备上了，临走前，我又套上了护膝，一会儿把防护服穿上了捂起来，问题肯定不会太大。孩子还在睡，我轻掩上防盗门，下了电梯。城里的热岛效应还是挺明显的，雪花在地上站不住，薄薄一层，人行道地砖都湿透了，看来昨晚上老天爷没少下农夫，这是要考验人们的耐性吗？步行到社区门口，下台阶的时候，脚底打滑，一个趔趄，原来地表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我心里话说，今天的志愿活动一定不轻松。

小学一楼教室人挤得满满的，都很忙碌，医护人员和信息采集员各一间，我们志愿者被安排到了一个空屋子，没多会儿，大家就忙忙碌碌地穿上了防护服，一看是新装备新衣服，这是大白啊这是大白啊，姑娘们嘁嘁喳喳地叨咕着，想着自己也要变身为大白了，伙伴们显得很兴奋，马上就有人拍了照片，我趁着这个空档，去了趟洗手间，卸下不必要的负担就急忙返回教室，随手拣了一套，一看175的，按我的小身板，有些大。找不到合适的，就拉开拉锁，就着小板凳坐下套上了，里面套着羽绒服，穿上还挺合身。来的时候俊茹带了志愿者的标志，大家一个个地贴在胸口，除了身高有区别，男男女女的谁是谁马上就分不清楚了。我去隔壁屋子找记号笔，一看竟然还是红色的，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在王龙后背后写上青海核工业王龙，前胸左侧再写上名字，右侧贴上红色的志愿者胸标，这样，人的精气神马上就起来了，大家在操场边照了个合影。后来翻看照片，只看到一群白衣人，前景的雪地也是白色的，谁是谁分得不是太清楚。

通告是晚上十点多在官方公众号发的，社区群众得了消息，早早就来排队了。不到八点，社区的小郭老师回到办公室，我们正在待命入场，就忙着问外边的情况，她说她提醒排队的群众，检测要到九点才开始呢，队伍里有人马上就怼了她，说意思现在排队就不管用了吗，小郭老师满脸都是委屈，这气氛已然紧张了起来。后来，我们看到队伍特别长，学校周边的小区多，人特别集中，我中间出去看了几次，人们排成了两条长龙，沿着学校外墙绕了一个半圈，熙熙攘攘地，一直排到了海晏路上，远远地往东去了，不知道队尾在哪里。排队是煎熬人的，尤其是在这样的冷风冷雪里，有站了好几个小时的，进来就蛮有怨气的，这一点我们事先都想到了，劈头就问谁组织的，工作效率太低了，站了一天冻死了，我们志愿者临时充当了出气筒，陪着笑做情绪安抚工作。夫妻间也有拌嘴的，老公被训得满脸通红，不敢吭气。有位大妈，到了通道口，找不到二维码了，急得直跺脚，干嘛还要登记哦，我都进来了呀，志愿者一个人解释说必须要扫码电脑登记，一个人拿过手机，照着身份证再登记一回。说实在的，大多数人还是理解的，这毕竟关乎每个人的健康，整体上是很配合检测工作的。有些孩子大概是这个学校的，拉着大人，指着围墙上的《登鹳雀楼》《七步诗》念着，有几个小一点儿的孩子在跑道线上玩起了立定跳远，家长也加入了进来，跟孩子比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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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午，志愿者们在操场上站了五六个小时了，雪又不合时宜地飘了起来，防护面罩上的水汽反复地结冰，看不清楚人，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把随身携带的消毒喷雾喷了一些，小心擦拭一遍，消毒酒精的凝固点很低，结冰的现象缓解了些。但是，面罩的上部还是有哈气，我们看人的动作就很独特了，都是统一的后仰着，鼻孔朝前，睥睨众人的意思。这样的后果是，时间长了先是脖子痛，再是肩膀痛，一直延伸到后背、腰部和小腿肚子。我以为就我一个人不舒服，其实发现不是，南侧是强强，中间问有没有人换我们，我说看样子是没有；北侧是小雷，他不知道在哪里捡了个小方凳，不时坐一会儿，又摩挲摩挲下腰，我心下有点儿平衡，年轻人也困的。防护服是个大胶囊的样子，套上帽子后，听力有些受阻，影响互相沟通。经过最初近一个小时的磨合，最终各点位的信号是这样传递的：校门口引人进来，在小操场十人一队分组，大操场招呼人进检测场地，帐篷口招呼受检者做咽拭子。时间长了，入口和帐篷口的老师形成了默契，招手意思是来人，比十字是报人数，比暂停是封箱，这样的沟通是不是很流畅？

排队的长龙一直在延续，似乎没有尽头，场内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困乏，考验意志的时候终于到了。

1号通道十位，您几位请呐——阿宝竟然扮起了店小二的角色，和小包配合得麻溜地，旁边检测点和现场环境消杀工作人员都会心地笑了。我还是觉得这样的吆喝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场合，疫病到底是人们忌讳的事情，但是看到在斜坡上等着进场的群众也笑了，看来人们的宽容度还是有的。

在检测中，被智能机困扰的老人们很沮丧，不是扫不上信息采集码，要么就是明明帮他截图了采集码，但是一到跟前就找不到了。好在很多人经历了前几天的分区采样，家里人大多都会陪同老人进场。但毕竟也有落单的老人，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要是老家的社区也要全员核酸检测的话，老爸老妈会不会玩扫码登记？红色褂子的大妈拿着老年机，早早地进来，但是采不上码，她拿的明显是个直板，不是智能机，调查总队的志愿者只好让老人等着，一起排队的人进去了，老人一看就急了，操着方言说这可咋办呀，志愿者安慰了她，终于听明白了，有家里人在后面正排着队呢，不知怎么走散了，志愿者只好取了个凳子，安抚老人坐在大树下，她的情绪这才安稳了下来。十几分钟后，不知道是儿媳妇还是女儿，站在另一个队伍里进来了，心焦地给老太太招手，阿宝让她插了队，这小权力用得很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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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个群居属性很强的物种，我们的力量来自合作，在集体里，人很容易就找到了安全感和快乐，这是原始狩猎时候用无数失败取得的认同。疫情当前，政府负责把大家召集起来，医务工作者检测，邮局人员送样，警察维护秩序，城管搭现场，学校老师采集信息，志愿者负责引导……这条流水线上，每个人的节奏是固定的，人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音符，一曲优美的合唱就有了，这是一种集体智慧才有的快乐。考验人类集体合作意识的时候到了，你准备好了吗？

那些隐匿于冬天的事物

破解不了的道德困境

“爸妈，过年了，来青海玩啊”。

青海冬天有啥可玩的，我心想。我把难题抛给了父母。

“你要是忙，就先别回老家了，我和你爸这都好着呢。哎，这路远的。”妈没回避啥，她知道我想的是啥。

爸接过电话说：“你那儿冬天太冷了，也不好打扰你们。” 顿了下又说，“我有个想法，夏天了我想来看看青海湖。去年你姨一家子自驾青海，每天发视频，看得我眼热的。今年，这腿不如以往了，走得不快了。”

这是腊八时我和父母的对话，对于远离故乡的人和他们的亲人来说，每至年关，都得面临一道选择题。孩子上高中了，我想办个走读，得搬家，离学校近些，我勉强找了个理由。

年三十，单位来电话召开紧急会议。新冠肺炎疫情袭来，这个年不好过了。会上就议定了，大家分组值班，在小区排查，我被排了三个班，真得忙一阵子了。

疫情每天都有新变化，我关注了老家陕西卫健委公众号、华商报和县上的官方微信，每天看了青海又看陕西的，看了陕西的又看青海的，又新增了，都离家不远，县城医院也有收治的了，心里就突突地跳。老人的意识不够高，没人照顾，很成问题。我对大表弟说，今年情况特殊，咱能不能取消走亲戚，过年看望不成，夏忙过后再补上也行么，我们响应下政府的号召呗。表弟在强戒所值班，也脱不开身，一个小时后回话说觉得这个有道理。后来我知道，过年期间，他在所里呆着没出来，隔离了至少三个周期。我把同样的内容，给其他表弟表妹也发了，没有人反对。省内确诊的患者大部分在省城，疫情最集中，交通管制了，姨妈他们也不好出城。

年关走亲戚，老人们就盼着儿女们、孙子们、甥侄们来看哩。这一下子不让走亲戚了，还真是个大变故。年关里，每家待客的时间是基本固定的，爸的宴席备在年初四。童年的记忆，都在年里，大姑家的酸汤面，二姑家的蒸碗子，小姑家的凉拌肉；外婆家的热闹，舅爷家的热络，姑奶家的周到，想起来都亲热，其实大家都很看重这些乡里乡情。

怎么说服父母，我得先做通妈妈的工作。妈同意我的看法，还说村里那谁谁谁，武汉回来的，不敢让乱走么。你看，都能帮着我举证了。之后，爸说，人家也不想来么，语气里透着些失望，又说，蒸好的碗子正月里是吃不完了。几日后，爸发微信说村里也封路了，两户一天，在村口值班呢。

年初五迎完财神，要是往年，这个点儿大家都该动身了。现在，一切归于平静，平静得叫人不适应。看房的事直到正月十五过后才有了实质进展，联系到了几家看了，不是价钱太高，就是位置差。爸打了三次电话问，娃那事儿怎么样了。在父母心里，搬家和上学都是同样的大事。爸教了一辈子书，从不敢耽误孩子们的课。这一辈子搬了三次家，每一次都刻骨铭心。

回与不回，是我们多年来遇到的“道德困境”，在疫情中，这道题暂时解了。但是，答案并不完美，心里不是滋味。

规则对年龄有没有免疫

青海的冬天很冷。戴上单位配发的防护口罩，套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棉手套，套上护膝，算是全副武装吧，在小区门口查验。站了一会儿，冷风和你缠缠绵绵地，舔一下脑门，再舔一下下巴颏，冰块冷敷的感觉。气温直逼零下十几度，风轻易地就击穿了羽绒、羊绒和人造绒，坐下不动感觉冷，站起来动下也无甚差别，一个多小时后，膝盖有些酸，对保安兄弟们有了些同情，他们每天都得这么熬着。还好，我们是两人一组，一小时一换班，每组半日，很快就坚持过去了。

第一次值班保安就叨咕，说9号楼那位大叔，就是不戴口罩，一天还下来好几次，说也不听我们的。我问为啥不戴口罩，是没有口罩吗？不是，保安说，口罩社区给了我们一部分，我们早给他发了，就是不戴，人家说，自己身体刚刚地没事儿，道理就是讲不通。第二次来值班，保安又提起了那位不戴口罩的大叔，说是那天刚好碰到区上的人，当场被执法人员强令戴口罩，不然要处理他，他才默不作声地把口罩从兜里掏出来戴上回家了，再次下楼，一看，又没戴。真是没辙了。

正说着话，一辆出租车下来一老两小，拎着行李奔着小区门口过来了，一看就是外省返回人员。小姑娘主动过来说，我们从昆明回来的，登记下，整整齐齐地在记录本上留了航班号、电话和楼栋门牌号。我看了，是腾冲转机昆明回来的，我告诉他们去社区报到。过了一会儿，这孩子又来了，说我们和出租车司机算是密切接触者吧，应该把出租车号也登记上，我都记着呢。我说，你不是确诊患者，出租车就应该不算，可以不记的。

我在想，孩子们能认认真真地守规矩，大人却往往要寻求个小突破，为啥规则对年龄没有免疫力？就因为规则是大人定的？在疫情期间突破规范的人，放飞了自己，却侵犯了他人的健康自由，法治得从小抓起，这话是没错的。

竟无离别意

学校跟前的房子不少，价钱也不菲。网上浏览了几十家，现场看了两家，还想再看，时间已然不够了，就选定了一家，赶在孩子开学前一周，搬了进去。

三月初，疫情防控等级对于市区来说，降级了，四级响应。日子总归要过，从一个小区搬到另一个小区，毕竟不像平常时候那么简单。现在住的小区住了十年了，人很熟，又值了三次班，和保安也认识。提前和物业公司经理老郭打了招呼，我要搬家了，跟你报告一声，老郭回问，要不要帮忙？可是去新的小区那就费功夫了，城里人见惯了生面孔，平时都是无视的，但是疫情中的生面孔隐藏着侵犯，进小区我们也是小心翼翼地，像猫走路，踩一步，看两步。这第一步，少不了先跟物业打招呼，物业说，我们要报告社区，社区说，我们要请示街道，最终同意了我搬家。车到单元门口，出来一位阿叔，问了声搬家啊，似乎有些诧异，这当口竟然还有人搬家。

真是应了那句穷家值万贯的老话，不搬家不知道自己这些年竟置办了这么多宝贝。那些看似碍手碍脚的物件，每件都能派上用处。没几天，就感觉日子有些不趁手。那衣服架子怎么没拿过来，这大衣都挂不住了。那小喷壶咋忘了，我得装酒精呢。那盆君子兰，记得搬回来。油壶落锅台上了，炒菜不方便，记得捎回来。我每次下班，背包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三四天仍是没带完，索性又雇了一辆小双排，来了个二次搬家，这才算利索了。

新家是三居室的房子，单独留一间屋子放杂物。这些东西里，有一类东西是孩子专有的，小学时候的涂鸦，画画班的作品，考试的卷子，得的奖状奖牌，写的小作文，还有体检报告……每一份，都有些故事，对这个家有成长的寓意。看过的故事书、文学书，是我单独留下的。我相信，书是有生命的，不可随意抛弃，我也得让孩子明白这一点。铅笔和画笔尤其多，得有上百枝，能用的都挑了出来。作为一个爱涂鸦的孩子，心情大多在颜色和线条里慢慢地绽放。

年少时经历了两次搬家，第一次是因为爸和叔伯们分家，也没啥可得的，只记得衣柜是唯一的大件，平躺着，木质的，漆着黑色，用架子车拉过去的，其他无非锅碗瓢盆、铺盖卷和冬夏的换洗衣服，一个屋子就全部盛下了。妈妈特意把贴在墙上的奖状小心地揭了下来，在新屋子里又辟了一面墙贴上，这些是我的自信，维护了我童年的全部成长动力。房子是借住村里的公房，有些寄人篱下的感觉，日子过得小心谨慎。父亲在门口砌猪圈的时候，听见隔壁人家说为啥让他们住进来，爸气不过，撂下铁锹，和人家理论了几句。第二次搬家是三四年后，我们家也新批了庄廓，盖大瓦房，在村子十字路口，占了个最中心的位置，很显眼，搬家就显得很红火，有向上走的意思。

我自己真正拿到房产证是在工作后七八年，这一转眼，也轮到自己搬家了，同学老杨听闻，说你们城里人搬个家，就跟买菜一样的，拉上就走了。我想了想，也是，为啥没有离别意呢？

河边有苗圃，花木暂存在大坑里，随时都要走的样子，根子不能扎稳，不然还得痛第二次。我是老一些的秦柳，根不好扎了；孩子是丁香小苗，好活，开花就在春天。